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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资本需求:上市公司发展中的一道坎
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问题，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的过度资本需求分不开。换言之，一家企业在其踏进资本市场的那一天，就开始从资本的贫民变成了资本的富翁，同时也就开始了面对与规模膨胀紧紧相伴的财务风险随之放大的问题。资本具有两面性：资本在促成上市公司加速扩张的同时，如果资本追逐过度，会扭曲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也会扭曲它的财务管理，并进而由此造成一系列的财务舞弊问题。
资本的吸引力
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平均的长期资金适合率、应收账款增长率与主营业务增长率之比等，都远远高于国际标准。另外，我国上市公司还普遍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关联交易和短贷长投等现象，这也是国际通用会计准则所难以接受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着不合格项，长期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下降，利润来源稳定性削弱，现金流量不足等都令人担忧。用国际通用会计准则衡量，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存在这样的财务隐患；根据中国国情降低评价标准后，仍有不少的上市公司存在财务问题。这些问题是怎样造成的呢？
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问题可以说从它准备上市时就已存在了。这里不单是指公司原有的财务管理基础面临是否适应资本扩张的问题，更主要是对于角色变换的思想准备问题：上市对公司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钱多了意味着什么？新股发行市盈率放开后，闽东电力以88倍市盈率发行股票，直接融资成本不到1.14%，公司原来只准备投五个项目，计划募集资金4.38亿元。哪想到会有11.5亿元轻松落袋，多出了7个亿元不知往哪儿投，不得不在招股的同时才匆忙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意向书”。至2000年末，公司尚有9.5亿元募集资金闲置。1999年，闽东电力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0.51%，总资产收益率为4.77%，而发行后的2000年净资产收益率仅3.02%，总资产收益率也下降到2.14%。由于这一年的净利润中包含申购资金利息构成的营业外收入净额和同样具有非经常性损益性质的股票投资收益，如果剔除计算，总资产收益率只有1.64%，缩水率高达66%。象这样的情况，在新上市公司或再融资公司中并非个别现象，一些上市公司不是从企业发展战略与资本管理的角度来看待企业的做大问题，而只是因为挡不住资本的诱惑。
（一）资本的吸引力集中表现在对低成本融资的过度追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有着“追赶型经济”的特征。从财务的角度看，表现为不满足于资本的渐进式增长，或者认为资本渐进式增长较为缓慢，不能实现“追赶”的目标，于是采用了增加负债进而快速增加资产总量的方式。当过度负债成为银行包袱而受到遏制，上市直接融资就日渐成为目标。过分依赖经募集而来的资本增值，而不是借助于经利润而来的资本增值，成为症结所在。对于刚刚走出计划经济桎梏的中国企业来说，资本膨胀毕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低成本直接融资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难以抗拒。
从“试验田”起步的中国股市，在国企直接融资中起重要作用。在此之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高负债、低效益的问题，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曾高达75%左右，负债中近80%为银行贷款，资产贷款率高达68.5%，许多企业将全部盈利都用于交利息还不够，致使2/3的企业亏损，20%以上企业资不抵债，国有经济已变成借贷经济。国家财政无力再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给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注入资金，银行也爱莫能助，人们的眼光很自然地投向总额逾数万亿元的居民存款。利用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把居民存款大量地转换成股票，居民成了直接投资者。
我国近年来的情况表明，低成本直接融资一方面造成证券市场市盈率不恰当地大幅上涨，另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业绩表面化的倾向日益加剧。用极高的市盈率发行股票，所支付的融资成本便远远低于银行贷款，对于这样的低成本直接融资，发行热情自然高涨。通过股票发行，上市公司一次就可以融到巨额的并且不用偿还本息的资金，上市后还可以通过配股、增发而进一步融资。大规模的融资，使企业一下子获得了突然性的成倍规模扩张和资金增长，不少企业在管理跨度、经营的稳定性上还跟不上，使企业正常的成长链断裂。然而，巨大的利益诱惑，却使得一些连正常经营都力不胜任的企业做起了资本膨胀的白日梦。一些禁不住融资诱惑的企业甚至“铤而走险”，尽可能多地编造利润，以便能以足够高的溢价在一级市场融到尽可能多的钱。这样的欺诈融资行为不乏其事。欺诈上市者诸如红光实业、郑百文、大庆联谊、东方锅炉、麦科特等。上市后虚构利润的如银广夏、琼民源、黎明股份等。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弄虚作假、欺骗上市的违规行为大多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些不乏地方政府机构插手的现象，其中有的甚至介入较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是上市指标被人为地成为稀有资源并由此而导致欺诈上市发生的深刻制度因素。
（二）资本的吸引力突出表现在过度追求资产重组魔方效应
追逐资本以及满足过度资本需求，成为部分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内在动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重组未能如愿以偿地大幅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多数重组公司即使当年业绩就有显著提高，但随后便产生增长速度下降乃至负增长的趋势。
资产重组为各种各样的投机目的所用，难以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这是许多重组案例劳而无功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无疑是必要的。多年来，传统体制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经济不规模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上市公司中较为严重。许多困难企业不仅存在资产质量差，亟待重置更新的问题，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沉淀闲置，不能发挥作用或被低效利用。与此同时，一批优势企业得不到必须的资金、场地、设备和其他生产要素而难以迅速扩大经济规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资产重组对现有低水平建设、低效率运转、低效益经营的企业实行兼并联合，对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企业实施破产，使闲置资源与利用不好的资源转移到技术先进、产品对路、管理有方、效益较好的优势企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资产重组却不是正常的投资行为，而是某些政府部门及企业领导层的功利性行为。在退出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证券市场出现了由“保壳”辅之以“保配”为主要目的的政府主导的绩差股重组运动。与此同时，由于获得此类绩差公司控制权极为容易，代价又极其低廉，市场对公司控制权有偿转让的重组事件存在显著的过度反应。
资产重组劳而无功，大多是指导思想本末倒置的结果。资产重组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经营目标或公司重整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资产重组应该服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需要，作为公司产业整合的载体。单纯的资产重组虽然能给公司带来某些局部利益或眼前利益，但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产业整合不彻底，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投资价值。拿T类公司的重组来说，许多 ST、PT公司由于主营业务缺乏盈利能力，再加上历史包袱过重，被一连串的诉讼纠缠得喘不过气来，单靠资产重组显然难以快速脱困。通过资产重组的“帐面游戏”来“做”业绩的做法都只能是权宜之举，这种虚假重组的结果除了扰乱市场秩序之外，对企业本身无任何益处，反而白白错失了重振生机的机
会。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进行了资产重组，其中有12
3家利润出现负增长，29家亏损，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重资产重组而轻产业整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提高。
近年来，部分上市公司出现了债务负担加重、不良债务比例上升、企业还债能力下降的趋势，债务重组相应成为资产重组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伴随着大量的债务重组，也出现了利用债务处理增加当年利润，从而达到扭亏或其它目的的现象。这种方式表面上提高了公司的业绩，实际上不仅掩盖了公司真实的业绩状况，对公司的经营也没有带来根本性的促进。大多数依靠重组收益而提高业绩的公司其经营往往缺乏稳定与连续性。ST中华1999年以解决境外银行债务为突破口，与大部分债权银行签署减债契约进行消偿，取得3.66亿元债务重组收益，使公司由上年每股亏损1.363元“暴富”成每股收益高达0.417元，并以96.63％的净资产收益率名列深市首位。好景不长，ST中华半年后便重新陷入亏损的泥潭，2000年出现了扭亏后复亏，其原因就是债务重组并没有扭转内外经营环境的恶化。
过于频繁的操作频率，也是资产重组徒劳无益的重要因素。近期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三年内平均一家上市公司发生两次大型资产重组，其中，有25家公司连续三年实施资产重组。大大小小的资产重组事件难以数计，呈逐年上升、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上市公司一次又一次地抛出资产重组的绣球，同时却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变脸”戏法，实在让投资者找不着北。ST黄河科，1997年以来数度重组，翻来覆去地演出中期亏损年报扭亏，然后扭亏后又复亏的闹剧。为什么重组会三番五次地屡屡重复进行？主要还是因为兢兢业业提高公司业绩太辛苦，而“重组”常常是条捷径。只是对于病入膏肓的上市公司来说，纵然资产重组真有起死回生、点石成金的神奇功能，如果不能对症下药，调动自身的生命机制，就是健康的机体也经不起反反复复地动大手术，更何况灵丹妙药也不
能当饭吃。
（三）资本的吸引力还表现在对非经常性收益的过度追求
非经常性收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收益，主要包括处置资产的损益、新股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财政返还和补贴收入、短期投资收益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单纯的政策性收益，而是服务于满足过度融资需求这个目标的。
根据目前的统计，上市公司1999年净利润的13.65%来自非经常性收益，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0%。2001年中期，非经常性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已上升为28.41％，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在1100余家上市公司中，非经常性收益占利润总额比重超过50％的有97家，而2000年同期为73家，增幅达32.87％；另外超过100％的有40家，而2000年同期为35家，增幅达14.28％。这表明上市公司依赖短期收益提升经营业绩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而事实上这部分上市公司持续赢利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升。在2000年度亏损而2001年中期扭亏的17家公司中，8家公司靠非经常性收益扭亏，其中5家扣除非经常性收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非经常性收益固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可观的利润，但同时也隐含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那些盲目追求投机性收益进行证券投资或委托投资的公司更是如此。截至2001年中报披露结束，有172家上市公司公告其进行了委托理财，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5%，委托理财金额累计216.65亿元，平均每家1.25亿元。从本质上讲，上市公司遭遇的种种“高杠杆风险”和“非效率风险”，是在资本的诱惑下，过度追求非经常性收益所带来的。
过度资本需求的扭曲力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相当特殊的, 可以流通的社会公众股仅占总股本30%，而占总股本70%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目前尚无法流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一般为公司改制前的上级单位或有某种控制关系的单位，如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或集团公司等。由于在现有的制度下国家所有权的虚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目前，大多数国有控股公司在以国家所有者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同时，又以所在地区、部门等利益集团的独立利益作为自己的具体目标和价值取向。国有股和国家利益混淆在一起，这使得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企业行为和国家行为容易混为一谈。上市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被扭曲为行政目标。再加上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以及上市公司在税收政策、关联交易乃至资产重组等多方面都对行政部门存在着依赖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出现较为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意志也即大股东的意志左右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傍大款”的理由。同时，部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比较薄弱，例如有些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人员、资产、财务尚未分开，相关规定往往会难以遵守，无法籍此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帐面资产与实存资产定期核对相符等。
过度资本需求对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扭曲具体体现在以下三大问题上：
（一）在资金运作上，上市公司的资金不正常地流向大股东
少数上市公司的资金投向被大股东牵着鼻子走，以实施上市公司发展规划的名义，完成大股东牵萝补屋的具体部署，这实际上是利用特殊的支配条件同上市公司进行的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关联交易。大股东在资金占用上得寸进尺，而在资金占用情况的信息披露上则往往挂一漏万。统计表明，2000年，有140家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向大股东收取了资金占用费，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13％。其中资金占用最高的是三九医药，逾25亿元。上市公司名义上收到了占用费，但资金收回风险在加大，所收资金占用费绝大部分都是以挂帐的形式继续转入“其他应收款”，与此同时，大股东的欠款却有增无减。
（二）在关联交易中，上市公司处于劣势地位
关联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这里所说的关联交易，大都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之间。据统计，沪深两市2000年发生各类关联交易行为的有949家，占样本总数的93.22%。
部分大股东在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利用其在上市公司中的优势地位影响关联交易正常进行，以不合理的高价将其产品或劣质资产出售或置换给上市公司，换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或优良资产；或者以不合理的低价从上市公司购买产品或资产，甚至不支付价款，致使上市公司应收帐款不断增加、资金被长期占用，直接严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进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总体上关联交易的利益天平总是倾向于关联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各式各样的非公允关联交易，是为满足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对资金的需求而进行的。上市公司大量进行关联交易，导致费用虚减，收入虚增，财务隐患突现。济南轻骑的情况就是这样，大股东轻骑集团居然对其存在着高达25．8亿元的巨额欠款。近两年来，尽管轻骑集团先后多次以房产、股权等资产来冲减对济南轻骑的应付款，但截止2000年12月31日，公司对轻骑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的应收款项总额同比反而增加了66858万元，增长幅度达33.06％。大股东近乎于竭泽而渔的做法，导致一家曾被誉为绩优股的上
市公司，最终沦落为“亏损大户”。
关联担保将上市公司推上金融风险的火山口。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近40%的公司存在对外担保。这个比例，在前两年还是25%～35%。随着对外担保的越来越多，担保的数额越来越大，担保的期限越来越长，引火烧身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担保连带责任引起的涉讼案件烧得焦头烂额。
“应收款项”具有应收而未收的特点，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因而许多涉及大股东的应收款项既有可能被用来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也有可能造成坏账损失，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郑百文以往变亏为“赢”的常用招数就是让厂家以欠商品返利的形式向郑百文打欠条，然后以应收款的名目做成赢利入账。而ST猴王1999年年报显示5.8亿元其他应收款中猴王集团欠款5.59亿元，实际上猴王集团2001年初宣布破产时反映出欠ST猴王的债款达9亿元，使ST猴王几乎陷入了破产的境地。PT粤金曼"应收款项"的膨胀更是个惨痛的教训，2000年度该公司对大股东和关联企业的应收款计提了近10亿元的坏账准备，较其总资产还要高，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走向退市。
（三）在利润操纵下，形成了价值泡沫
价值评估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及操作规范，会计法律和财务处理尚不完善，加上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不当干预，使得少数上市公司得以从多方面操纵利润。例如，有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灵活性进行利润操纵，改变折旧的计算方法和存货的计价方法，减少当期的成本费用，增加帐面利润，对于长期投资通过在成本法与权益法之间的变动调节利润。有的利用应收帐款虚增利润，大量采用赊销业务；关联公司之间虚构交易业务，并以应收帐款挂帐；不能收回的应收帐款继续挂帐；不按规定的比率计提坏帐准备，利用直接转销法调低坏帐率，虚增利润，夸大上期资产负债表上应收帐款的可实现价值。有的利用潜亏挂帐，将待处理财产损失、长期投资损失、长期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重大或有负债及有关损失长时间挂在帐上，将原本属于当期的费用记入上述有关帐户中留待以后处理，从而使资产“保值”，利润“增值”。有的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的手段直接操纵利润，这中间，少数上市公司常常不是以实际收入的发生为依据，而是根据购销合同提前确认收入；在成本费用的处理上，少数上市公司往往利用“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两个科目进行调帐，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将本该记入当期费用的利息资本化，从而虚增资产的价值和利润。有的利用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对外购并、对外转让资产等方式，在会计处理上大做文章，通过把购售法变为权益合并法，将购并日前的利润合并起来，从而使利润发生巨大变化。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并非本能，而往往是服从于保配、保牌、保名誉等功利性目的的，在种种利润操纵现象中，大股东的价值取向起着决定作用。
大股东通过自我交易和不等价交换来操纵上市公司利润，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最危险的现象，也是资本的扭曲作用最突出的表现。上市公司在频频发生带有关联交易性质的资产重组以及资产置换行为的情况下，使人很难判断公司会计主体的界限。如果连会计主体都不明确，那么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极少数上市公司放弃了会计主体和持续经营去做会计周期和货币计量的文章。
由于托管经营方面缺乏法规及操作规范，实际操作常常偏离惯例，容易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是上市公司将不良资产委托母公司经营，定额收取回报，上市公司既回避了不良资产的亏损，又凭空获得了一块利润。2000年6月23日，石劝业与第二大股东贵州汇黔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托管协议”,由后者对前者所属劝业商场进行整体托管，后者免付托管费，但须一次性买断劝业商场历年经营所形成的全部库存商品。通过此次关联交易，石劝业实现当期商品销售收入2300万元。另一种是母公司将稳定的高获利能力的资产以低收益的形式委托上市公司经营，在协议中将营业收入以较高的比例留在上市公司，直接增加上市公司的利润。如PT双鹿为争取在为期半年的宽限期扭亏为盈，白猫集团将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牙膏厂委托给PT双鹿经营管理，托管期为1年，从而让PT双鹿唾手可得600万元托管费。此外，将经营性资产采用租赁的方式交由上市公司经营，也是常用的方法，而租赁方式和租赁价格就是上市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可以随时调整相互利益的阀门。大股东如此不遗余力地为上市公司送利润，其实是草船借箭，早晚要通过再融资连本带利收回去的。
商标使用和无形资产的转让，往往涉及金额巨大，堪称大股东侵占其他股东权益或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的绝招，也是利润操纵的重要手段之一。五粮液1998年发行股票上市前，大股东五粮液酒厂当时作出承诺：五粮液、尖庄、五粮春、五粮醇等商标无偿进入公司；公司并与五粮液酒厂签署协议，以95.142万元价格一次买断五粮液及其系列酒的全部专利权。可是，从1998年上市当年起，五粮液厂就以商标标识使用费名义每年向五粮液收费，其中1998年4000万元，1999年9318万元，2000年9318万元，2001年上半年5000万元（全年9318万元），至2001年末总计将达36954万元。从商标的形成来看，除了早期的“五粮液”等主体商标外，后来的一些新商标的开发和形成，也有五粮液的一份贡献。这些新商标是在五粮液上市后的近几年，五粮液集团公司技术中心等新产品开发部门研制开发并将其商标注册于五粮液酒厂名下的。在此期间，五粮液集团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达9257万元，而五粮液股份公司投入广告费达37785万元，占广告费总投入的70%，对商标品牌的拓展起了重要作用，商标的所有权却百分之百归母公司所有。上市公司作为培育品牌的主体，不仅要承担巨额广告费，还要支付商标标识使用费，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美尔雅、万家乐、粤宏远等商标转让的情况都非常相似。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无形资产转让不仅有利于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利润，也有利于其从上市公司高价套现。
过度资本需求的腐蚀力
几乎每个上市公司都是内有财务管理部门，外有财务咨询顾问，还要接受执业会计师、审计师的监督，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似乎进了保险箱。但是，过度资本需求却拥有打开这个保险箱的钥匙和密码。这个钥匙或密码，具体表现为收买上市公司财务人员，以私利交换其职业操守，形成内部人控制，败坏公司和财务人员的信用。
（一）过度资本需求打开保险箱的密码，是利益
作为上市公司的内当家，上市公司财务管理部门尤其是总会计师，对“有可能在经济上造成损失、浪费的行为，有权制止或纠正；制止或纠正无效时，提请单位主要行政领导人处理”。但是，在利益的腐蚀下，面对公司领导层的蓄意过错，比如造假圈钱，财务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往往经不起考验，成为利益的俘虏。
1997年2月，红光原主要负责人为了使公司股票能够上市，在明知96年度公司实际亏损5377.8万元的情况下，决定调整财务，虚增、虚报利润，欺诈上市。在此过程中，不仅公司主要财务负责人在里边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以及上市推荐中介机构也都为了各
自的中介收入出卖了职业道德和良心。
上市公司在财务上的违法违规行为，虽然无不打着“为公”的旗号，实质上无不同极端的“为私”行为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上各个利益团体追逐租金牟取暴利的重要途径，也是产生腐败犯罪行为深厚的社会土壤。
（二）过度资本需求打开保险箱的钥匙，是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因国有股代表人长期虚化而造成的股东与代理人的角色错位的产物。国有股“一股独大”造成许多上市公司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据一项对以1996年底530家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的研究表明，把“内部董事人数/董事会成员总数”定义为“内部人控制制度”，董事会成员中100%为内部董事会的公司占样本总数的22.1%，50%以上为内部董事的公司占78.2%。而在全部530家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的公司有253家，占样本总数的47.7%。由此可见，公司董事会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内部人手中，财务部门作为内部人控制的核心部门更不待说。
在某种意义上，实施经理层收购，将促进上市公司多股制衡格局的形成，有利于解决国有股份所有者代表虚化的问题，促使经营层与公司控制权紧密相连，并有效扼制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但是，管理层收购的关键在于其合法性，不能因为上市公司客观上存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和管理层价值实现的不合理，就先验地推导出管理层收购的合理性。
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的所谓“管理层收购”不过是通过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合一，使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合法化而已。某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事先为谋取上市公司股权设立了由其控股的关联公司。通过该关联公司受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代理人摇身一变而成为所有人。本次转让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定价，据称是考虑到该上市公司的成长主要依赖于管理层的努力，作为对大家多年辛苦付出的一种回报，虽说是参照当前法人股转让价格，并和股东充分协商后达成的，但对于中小股东来说，这很难说是公平的。同样的问题，在另一上市公司要显得更复杂一些。该公司两家主要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而存在关联关系，另一主要股东因其法定代表人与上述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而构成关联关系。这里，三大股东间的所谓亲属关系即父子关系。该父子实际上控制了这家上市公司，而这种控制并不是自公开实施管理层收购才开始的。资料显示，这几年某大股东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至少半数是通过质押融资来实现的，这家股东的法人代表正是该上市公司法人代表的儿子。
不难想见，这里可能蕴含着严重的代理风险和管理层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的核心是财务控制。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的蔓延势必产生较高的代理成本，从而给公司的规范运作和长远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直接破坏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后果堪忧。
（三）过度资本需求打开保险箱的恶果，是信用沦丧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信用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最初的交换到扩大了的市场关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原则的。西方经济学对交易费用有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有限理性，另一种假设是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的含义从信用的角度来看就是不讲信用，只讲利益。在这里，资本的逐利本性暴露无遗。为了逐利，就可以不顾法律，不择手段，不讲成本，不计后果。政府官员为了利益而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企业为了利益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税漏税、欠帐赖帐；地方为了利益而污染环境、掠夺资源、充当制假贩私的保护伞；专业财务人员为了利益而不惜违法违规、伤天害理，其结果必然是地方与国家争利、企业与社会争利、政府与企业争利、个人与社会争利，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银广夏曾被称为华夏第一蓝筹股，公司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1.78亿元；2000年5.67亿元。银广夏的造假显然并没有很复杂的运作方式，而只是采用了纯粹的财务会计处理。
随着银广夏造假7.45亿元严重事件的败露，上市公司财务信用危机浮出水面。信用缺失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上市过程，而且涉及到上市以后的经营管理、资产配置、资金运用、利润分配、信息披露等方方面面；不仅在银行信用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在公信问题上欠缺更多，有的甚至已到了涉嫌欺诈犯罪的地步，给上市公司，给投资者，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重大损失，也对证券市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我们看到，无论是圈钱还是变脸，无论是关联交易还是违规担保，无论是虚假重组还是内幕交易，无论是充当提款机还是盲目委托投资，无论是造假帐还是虚假信息披露，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无不表现为财务信用问题无一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对资本的过度需求有关。上市公司财务信用的缺失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是分不开的。有些财会人员对控股股东尤其是提名聘用自己的老东家负责看成天经地义。实际上，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仅仅以追求个别股东的单独利益为全部目的，这不是作为社会公众性的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应有的目标，也违背了财会人员的职责要求。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财务信用首先是个有限的经济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财务信用就是上市公司的保险箱。有些上市公司不惜以信用为代价，公然违背信用原则，不仅造成财务行为混乱，而且首先是自行丧失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有限资源，不啻开门揖盗，置自己于必败之死地。而对于财会人员来说，助纣为虐，弄虚作假，表面上是为生存所迫，其实，作为一个财会人员一旦丧失职业操守和信用，恰恰是自绝生计。
在信用环境不好的条件下，个别上市公司的财务信用缺失起着“坏孩子”的示范作用，当上市公司财务信用缺失成为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的时候，对投资者，对市场秩序，乃至对上市公司，对国家和集体，所造成的伤害就不是个别问题了，那将是一种难以化解的系统性风险。 监管层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大到在上市公司中倡导良好的治理结构，小到约束上市公司用好募集资金方面，不断有新举措推出。相信随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法制环境的完善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上市公司会越来越感到“资本”的压力，对资金量需而入将成为公司融资时的目标，由过度资本需求引致的财务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信用问题将会大大减少。
作者：黄湘源 来源：《上市公司》2001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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