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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财务呈报管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一、财务呈报管制：概念界定财务呈报泛指财务报表和财务披露(Beaver,1998)，目前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全面收益表及其附注。在证券市场中，由于两权分离，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等“外部人”要想了解企业的情况，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相关信息，包括最重要的会计信息。财务呈报即是提供会计信息的载体。会计信息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如下特殊性：1.会计信息是一种复杂的商品。原因之一是每个人对信息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不仅仅会影响到个人决策，还会影响到市场的运作，如对证券市场和经理人才市场的影响。2.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会计信息的生产、搜寻具有外部性。3.会计信息的生产职能由企业组织自己执行，这就意味着，由被监督和被激励者生产并提供用来监督和激励自己的信息，其质量就显得可疑（陈冬华，2000）。4.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产物。5.会计信息的提供具有垄断性。6.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
由此可见，财务呈报实际上是由管理者流向投资者、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一种特殊信息流的载体，从而财务呈报管制也就是对这种信息流——会计信息的形成、流动予以规范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管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行政机构，也可以是民间职业团体；最低披露要求、公认会计和审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的要求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财务呈报管制的框架，Scott用术语“准则制定”来表示这些不同规则和管制的建立。
二、内生财务呈报管制：被管制者寻求的管制
关于财务呈报管制形成的原因，绝大多数会计学者是从会计信息市场失灵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他们认为，由于会计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可以极低的成本进行复制并且非排他性地重复使用，所以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公司的经理人员无法避免非购买者使用报告信息(Gonedes & Dopueh,1974)。这样，经理人员在决定信息的提供量时并未考虑信息对这些非购买者的价值，非购买者的搭便车行为就会导致经理人员提供财务信息的激励不足。因此，如果不通过管制强制披露财务信息，财务信息便会“生产不足”，也就是发生了所谓的市场失灵。所以就需要权力机构的介入，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呈报行为进行管制。这种理论被称为公共利益理论，它暗含着这样的假设：管制者是大公无私的且具有完全信息，会尽力通过管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实际上，这些条件并不成立。一方面，管制者并不拥有完全信息；另一方面，管制者并不是大公无私的，他们也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并且由于其“偷懒”行为难以观察，从而管制者将以自身利益、而非以公共利益为标准行事。因此，公共利益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和矛盾。
用Stigler的“捕获(capture)”理论来解释财务呈报管制更具有解释力。“捕获”理论又称为利益集团理论或管制需求论。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管制并不是政府对公共需要有效和仁慈的反应，而是行业中有着相同利益的一部分厂商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进行努力的结果。在Stigler看来，管制通常是某个利益集团为了获取利益而影响和游说政府而产生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的产业利益集团服务的，是“被管制者寻求管制”。
在证券市场上，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呈报管制从根本上来讲也是被管制者寻求的结果，是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的。假设在无财务呈报管制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可以自由进入，这时，证券市场上既有好公司也有坏公司。由于管理者具有信息优势，存在隐藏信息（逆向选择）和隐藏行动（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而投资者和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增加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风险，从而导致以下后果：(1)投资者要花费信息甄别和证实成本；(2)或者把所有的公司都视为坏公司，以此作为投资策略的基础来保证一个最低的期望收益和最小的风险。这样，投资者就会降低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评价，从而降低购买股票的价格或提高债务的利率，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管理者承担的代理成本。
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获取融资便利，管理者有动机披露信息，把自己和经营状况不好的公司区别开来。但是，在没有财务呈报管制的情况下，投资者和债权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验证信息的真实性，以此来证实公司的投资价值，但这需要耗费高昂的成本，而这种成本最终通过提高融资成本、增加融资的困难程度而转嫁给管理者承担，因为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股票价格或抛售股票而得到资本市场的价格保护。如果有权力机构的权威作为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就会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从而树立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这样投资者证实财务信息和分辨公司类型的成本就会降低，投资风险下降，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评价上升，更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股票或者以更低的利率购买债券，也更愿意参与资本市场，最终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融资便利。因此，好的上市公司的控制者就有激励积极寻求权力机构对财务呈报的管制，以把自己和坏公司区别开来，从而获得长期的融资便利，即“被管制者寻求管制”。所以，从本质上讲，财务呈报管制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这两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符合双方的利益。
三、只有“被管制者寻求的管制”才可能是有效的管制
实际上，也只有被管制者所寻求的管制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管制的结果是符合上市公司长期利益的，上市公司才有激励按照管制的规则披露财务信息，向投资者证实自己的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维护公司在投资者中的良好信誉，管制也就具备了自我实施的功能，符合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政府与上市公司相比是处于信息劣势的，因此在实施管制时需要付出较大的监督成本。只有在管制具有自我实施的内在激励的条件下，市场上的多数公司能够自律，政府才能以较小的管制成本进行监督，管制才能付诸实现。因此，只有当上市公司具有了自我实施的内在激励，财务呈报管制才成为一种低成本甄别信息的装置。提高那些经营状况不好、投资风险较大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同时降低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的融资成本，把不具有投资价值的差公司排斥出证券市场，而那些愿意进入证券市场的大多数公司都是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好公司，从而树立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而要形成一个有效的管制规则，首先依赖于一个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公司是具有完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主体，公司的管理者关心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价值和声誉，有内在的激励以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事的目标；所有者有激励监督管理者的经营行为，所有者和管理者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公司发展的长期利益。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者和管理者在权衡是提供虚假的财务信息追求短期利益，还是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以树立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良好声誉从而获得长期的融资便利时，就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了完善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条件下，公司才可能具备提供真实财务信息的内在激励。其次，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公司的所有者也才有激励付出成本，采取行动来劝说和游说政府，寻求政府对
财务呈报进行管制，从而降低投资者证实财务信息的成本，提高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信心。
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建立一个有效的财务呈报管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利益相关各方长期的博弈过程。表现为政府出面组织机构，召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代表以及学术界多方讨论、研究制定会计准则和相关管制规则，并且根据形式的变化不断调整对财务呈报管制的具体要求。
只有在上述条件下内生出来的财务呈报管制才会是“被管制者寻求的管制”，而只有“被管制者寻求的管制”才具有自我实施的内在激励，才能有效实现管制的目的，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降低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从而在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促进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
四、财务呈报管制的原则
1.采取“充分程序”，为各利益集团提供一个公平博弈的场所，由于管制者也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经济人”，而且管制者并不拥有完全信息。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知道如何计算出相互冲突的信息使用者——投资者和管理者所需信息的最佳均衡点，从而管制规则的选择应被看成是各利益集团相互冲突的过程，而不是精确计算的过程(Scott,2000)。如果要使博弈的参与者们接受管制，必须使他们感到这一程序是公正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战略至少有机会实施。如果参与者们感到他们的观点会被考虑的话，他们接受新准则的意愿就会提高。因此，在进行财务呈报管制时引入“充分程序”，实际上是协调相关各方利益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
所谓“充分程序”，是指通过增加管制机构的广泛代表性、举行公开听证会等形式以保证管制的公开、公平、公正的一种管制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使相关利益集团有机会表达不同的观点，并体现了公正法律程序的思想，实质上是为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公平博弈的场所。一方面，反映投资者利益的管制规则能维持投资者对市场的未来参与；另一方面，反映管理者利益的管制规则能减少管制的执行成本。因此，经过“充分程序”后最终出台的规则就能体现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妥协和调和，从而提高其被接受的程度。同时，由于听证是管制机构收集信息的一种主要机制（史普博，1999），因此，举行听证会还可以降低管制者搜集信息的成本，从而降低管制成本。
2.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众所周知，在信息提供方面，市场机制比行政配置更具优势，因此，管制者应当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管制的目标（史普博，1999）。财务呈报管制者在进行管制时，应当考虑到市场中存在促使管理者生产信息和投资者搜集信息的自发力量，在信息不对称程度严重的领域加强管制，而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轻的领域放松管制。也就是说，管制者应因势利导，划清管制可能发生作用的领域和管制不适合介入的领域，以减少对管制的需求，节约管制成本。
3.坚持决策有用性原则。与企业相关的会计信息多种多样，但过多的信息披露会增加企业的披露成本和投资者的分析成本，因而在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下，通常不可能要求企业披露所有信息，而是提供那些与投资者决策相关的信息。因此，管制者在制定准则时应考虑新准则对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
4.减少信息不对称。市场力量会促使管理者提供会计信息，也会促使投资者去搜集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力量并不能保证产生数量合适的信息。因此，管制者最终必须以减少资本市场和管理者劳务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为管制的标准，因为这时投资者将视投资活动为“更平等的竞技场”。这将扩展市场深度，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在市场的正常运行中产生社会收益(Scott,2000)。
5.应关注管制的经济后果，对管制的效果进行跟踪研究，并不断修正和调整。财务呈报管制会产生经济后果，Beaver将其总结为：(1)投资者和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分配；(2)所招致风险的累计水平和个体间的风险分担；(3)对资本形成速度的影响；(4)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5)用于披露的生产、鉴证、传播、处理分析和解释的资源；(6)用于披露管制的开发、执行、生效和诉讼的资源；(7)民间机构用于搜集非公开信息的资源。这说明管制者必须认真考虑管制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并在管制实行后，对其效果进行评估和测度。当然，管制的许多潜在后果都是难以评价的，如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管制者可以因此而不考虑管制的社会成本和收益。应该通过对许多替代方案的研究来间接地反映管制的效果，如考察管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除了上述原则以外，管制机构在进行财务呈报管制时，还应以以下理念为基础：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才推行管制规则；在实施新的管制规则时最小限度地减少对现有惯例的破坏；回顾并修正（如有必要的话）过去的决策。
五、财务呈报管制的效果：两种评价方法
1.管制效果的规范分析。所谓管制效果的好坏，其含义是：在某一产业部门可观察的经济行为中，有多大部分是只能由管制来加以说明的(Stigler,1962)。从理论上来说，财务呈报管制的效果(E)＝财务呈报管制的收益(I)－［财务呈报管制的直接成本()＋财务呈报管制的间接成本()］。只有当E＞0时，管制才是必要的。其中，财务呈报管制的收益是指因进行管制而减少的市场失灵程度，包括因进行管制而降低的私人信息搜寻成本和市场甄别会计信息的成本；由管制机构统一进行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供给而产生的职能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好处；因增强了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的可比性而减少的破译公司信息的高成本。
财务呈报管制的直接成本包括：管制机构的运行成本；公司的遵循成本；监督准则执行情况的成本。财务呈报管制的间接成本包括：企业因管制而改变了投资、生产以及融资等决策而产生的成本；各利益集团对管制进行游说的成本；由于增加披露而造成的对会计师和公司提出诉讼所造成的损失；由于契约刚性而产生的重新商定契约条款的成本；当准则制定是为了强制达到会计及报告中的一致性时，管理者提供信号机会减少而带来的损失；管制机构决策失误产生的成本；由于披露专有信息而造成的竞争优势减少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但是，无论是财务呈报管制的收益，还是其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难以精确计量。因此，我们不能依赖上述规范方法来测度和评价财务呈报管制的效果，必须寻找一些替代变量，间接地测度财务呈报管制的效果。
2.管制效果的实证分析。会计学者们一直试图通过评估财务呈报管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效应来检验其效果。这些研究是基于以下的逻辑进行的：如果某一管制确实增加了信息量，投资者就将改变对企业的风险及预期投资报酬率的评估，因此，企业的证券价格将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即认为证券价格影响是资本信息、资源配置、财务分配和成本等财务呈报管制经济后果的综合表现(Beaver,1999)。但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并不是衡量财务呈报管制效果的合适变量，换句话说，没有价格影响不一定就是管制不当，而有价格影响也并不足以证明管制的价值，必须谨慎地解释这些影响。
Stigler在《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一文中提出了如下方法来检验管制的效果：在管制实施前后，投资者的境遇有无区别？投资者的境遇变化以其投资报
酬率和收益风险（价格比率的方差）进行衡量。他以美国1923-1927年所有首次发行价值超过250万美元的工业股票和1949-1955年所有首次发行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工业股票为样本，计算了投资者在这两个期间的投资报酬率和价格比率的方差，发现前者并无显著差异，而后者则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价格比率的方差要比50年代大得多。Stigler由此得出管制无效的结论，他认为方差的显著降低是以排斥风险较大或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为代价的。但一些学者对Stigler的解释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管制虽然没有提高新发行股票的报酬率，但减少了股票收益剧烈波动的风险，因此，管制确实能帮助投资者作出更好的投资决策。Stigler还提出各时期证券价格的相关性也是衡量管制效果的一个变量，管制后的价格相关性如果比管制前高，则管制是有效的。
本文认为，可以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与净利润等会计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来衡量财务呈报管制的效果。原因如下：财务呈报管制的目标是促使企业及时地披露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那么，如何衡量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是否达到了上述目标呢？假定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因而市场能辨别信息的质量。由于会计信息和其他类型的信息相互竞争，如果市场认为会计信息的质量较高，那么，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将更大程度地依赖会计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会计信息的质量较高，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与净利润等会计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就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与净利润等会计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可以用它来间接衡量财务呈报管制的效果。
六、结语
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财务呈报管制内生于市场力量多方博弈的过程，是“被管制者寻求”的管制，也只有内生性的财务呈报管制才具有自我实施的激励，才有可能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到管制的目的。换言之，只有“被管制者寻求的管制”，才有可能是有效的管制。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转轨国家而言，由于缺乏一种比较完善的产权基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经营行为更多是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因而不可能内生出有效的财务呈报管制规则和制度，即使国家单方面通过模仿或移植而建立一个外生性的财务呈报管制制度，这样的管制也会由于缺乏自我实施的激励而归于无效。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呈报管制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而建立一个有效的财务呈报管制制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演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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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当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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