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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时间:2007-3-23栏目:税务论文

庾岭最为直接。重大的军事行动,朝廷官员的赴任替代,商贸的往来以及汉人的迁入等,多由此道。荆州是六朝另一经济政治中心,与广州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地处要冲的骑田岭路乃是联系荆、广两地的直接通道,其地位仅次于大庾岭路。海路交通更为方便,从珠江海湾出发的船只,可以抵达中国沿海任何一个港口,其中与闽、浙港口的往来最为频繁。循海路南迁的汉人,多沿江、淮至长江下游,经陆、水两路抵达闽、浙港口,再取道去珠江三角洲等地。珠江三角洲内部的水陆交通,由于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珠江支流在境内交汇,河道纵横,更是四通八达,无须赘述。
  珠江三角洲至迟在南越王时代已有海外贸易存在了,番禺作为当时我国史书记载中唯一的港口城市,获得了一定发展。但自汉武帝平南越,设交趾刺史部统辖岭南诸郡后,交趾的龙编等港口的发展便日益超过番禺了。《旧唐书·地理志》载:“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进入六朝,广州港再度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究其原因,一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贸市场的变迁,珠江三角洲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并且奠定了物质基础。孙权时交州州治从苍梧广信迁至番禺,使岭南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交、广二州的分立,实际上加强了广州的地位,士家大族的南渡和六朝定都建康等,引起了全国外贸市场的转移,即进口商品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带倾销,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来品,亦多从南方进口。这样一来,进口的物资如由交趾登陆,其内运路线要比由广州登陆长得多,所以外商便自然地以广州为碇泊地点了。很显然,珠江三角洲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在此发挥了积极作用。六朝时,广袤的中原大地是多种政治力量纷争的舞台,黄河流域胡马奋蹄,江淮两岸战鼓频传,唯有珠江流域保持着一分难得的宁静。20世纪50年代初,广州西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铭刻,广州南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及“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等铭刻,(注:参见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3期。)这其中虽然不无粉饰的成分,但由于珠江三角洲相对兵燹较少,某个时期的“平且康”的局面,还是有其历史根据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不仅吸引了大批汉族移民,而且有利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二是六朝时期国际航运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海技术方面,均有很大提高,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路线直航广州。据史书记载,当时航行在南海中的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注:《太平御览》卷769引(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也反映,当时广州与爪哇之间已有定期的船舶往来,船可载200余人,存50日粮食,在正常情况下,只需50日即可抵达。这为广州海外贸易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六朝广州港市的繁荣局面,史书中多有描绘。《晋书·吴隐之传》云:“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宋书·夷蛮传》载,广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东南夷传》也说:“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rèn@⑨积王府。”又同书《州郡志》称:交、广一带“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梁书·王僧孺传》也载:广州“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广州的海外贸易给六朝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所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注:《梁书》卷33《王僧孺传》。)“半价就市”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关税征收形式。六朝币制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因货币减重而使物价不稳,百姓常以谷、帛代替钱币。《隋书·食货志》即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以金、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因为波斯等外国人是使用金、银货币的。此外,在广州西郊晋代砖室墓出土的墓砖上有“永嘉七年(313)癸酉,皆宜价市”的铭文,(注:参见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考古资料》1955年第3期。)这种商贾意识很浓的铭文,在别处很少见到,正是当时广州港市繁荣局面的直接体现。
  六朝时期,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先后与我国友好交往,既主动表示尊奉的诚意,又贡献本地特产。六朝政权均厚加赏赐,并遣

使致意。据不完全统计,六朝时通过广州口岸前来向中国贡献的有大秦、天竺、占婆、扶南、师子国等12国共97次。(注:参见邓端本:《广州外贸渊源及早期发展》,《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贡献和回赐实际上也是贸易的一种形式,但更多的乃是商贾之间的海上往来。《梁书·诸夷传》称:“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作为当时国内最大外贸港市的广州,自然是这种联系的主要承担者。史载六朝时前来广州与我国通商的国家计有大秦、天竺、师子国、jì@⑩宾、占婆、扶南、金邻、顿逊、狼牙修、盘盘、丹丹、诃罗单、干陀利及婆利等十余国。(注:参见《晋书》卷97《南蛮传》、《宋书》卷97《夷蛮传》、《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梁书》卷54《诸夷传》、《南史》卷78、79《夷貊传》。)
  在较为频繁的对外往来中,我国的丝织品、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通过广州口岸输往海外,外国的土特产品也大量传入我国。今仅择其中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者,略述一二。古贝,又称“吉贝”,出自马来语之kapas或karapasa,(注:参见李思纯:《学海片鳞录》,《》第三辑。)即指棉花。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在谈到棉花、棉布时指出:“五色斑布,以(似)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从现存文献考察,后代成为人们主要衣着原料的棉布,最迟在南北朝时已通过南海航路由广州输入中国。如《宋书·夷蛮传》载诃罗单国所献“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梁书·诸夷传》载丹丹国、婆利国、中天竺国所献“古贝”等,均可为证。苏合、郁金等香料约在东汉时输入中国,(注:参见陈连庆:《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六朝时已成为家喻户晓之物,并且绝大部分由海路输入。《梁书·中天竺国传》载:“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榨其汁以为香膏,乃卖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jì@⑩宾国……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它国也。”这一时期,香料的使用已颇为广泛,或用以熏衣物被褥,或装入香囊随身佩带,或用以礼佛,或用以殉葬等。
  六朝时,通过广州往来南海的僧人大为增加,比较著名的有昙摩耶舍、(注:参见(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拘那罗佗、(注:参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昙无竭(注:参见(晋)释法显:《神僧传》卷。)等。这不仅有其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而且促进了中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现在广州城还留存的光孝、华林、六榕等佛寺,均创建于六朝,而且都位于当时广州城的西郊,靠近珠江的水岸线,正表明了中外僧人大多从广州上岸的历史状况。僧人往来南海者增多,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因为僧人往来南海,多搭乘商人的海舶。法显归国途中,多次换乘的均为商船,即是一例。甚至有个别商人参与到商贸活动中来,如《南齐书·东南夷传》载,刘宋时,天竺僧人那伽仙从广州乘船到扶南,便带有私货进行贩卖。
  总的来看,六朝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个部类不尽相同。农业经济的发展已几乎与中原和江东并驾并驱。其所采用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当时均属先进的,水稻生产已由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转变,农用耕作面积与稻谷产量也有所增加,富有亚热带特色的各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粮食生产。手工业方面,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中原和江东相比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纺织业和陶瓷生产在技术上还有所欠缺。但持续发展并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造船业,因地制宜的食品加工业等,无不使人感到其手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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