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然而1997年至1999年，税收的收入弹性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2.23、2.4、3.33，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宣称，税收收入增加是加强征管、防止逃漏税和关税收入增加的结果，但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税负水平太高。根据拉弗曲线阐明的道理，减税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税负的降低，投资的积极性、经营者积极性会有所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税基扩大相应会增加税收收入。同时减税政策还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应辅以适当的减税政策，这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体包括：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计税标准，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也是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还是体制改革方面，都需要尽快地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统一的企事业职工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二是要健全职工失业保险制度，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实现职工从失业到再就业的改变，并且确保职工在失业期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三是逐步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稳定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机制，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国有股减持、福利彩票等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弥补社保资金的不足。
　　4.调整投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有效调节总供给。除了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外，财政投资的重点应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教育产业等等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长远意义、产业关联度高的关键性领域，加速国民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信息化、环保化，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优化供给，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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