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
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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