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校的资源决策权增大时，学校就可以有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学校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对工作的满足感也会随之提高。正因为权力下放可使学校灵活运用资源，学校也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去检查自己的需要，按优先次序排列资源，配合所需。另外，学校亦可以将节省得来的资源，投入新的教育计划，符合学生的真正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学校。

二、“校本管理”的产生是一种管理哲学的改变

“校本管理”的产生是一种管理哲学的改变。如前所述，这场改变是教育管理哲学从“外控形态”到“内控形态”的转变。

传统的管理哲学有以下的假设：

1．一个理性的行政管理科层结构是必须的，从管理的策略讲也应当如此；

2．集权化乃至于权力统一在中央或者中心机构是在所难免的；

3．机会均等是基于平均地给予各组织应有的资源。

“外控”的管理形式基于以上这些假设。如教育系统保持在雏形或简单的结构上，“外控”管理形式也可以发挥相对有效的作用。但当教育系统变得庞大及复杂时，“外控管理”就不能覆盖系统内部的每一单位或细节。整个系统的运作及其成败，就全凭各单位的互相配合，以及看它的主体是否得到发挥。“外控”的教育管理哲学比较适合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结构相对简单的学校，在现代工业社会，学校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外控”的教育管理哲学很难适合它的需要，也很难跟上它瞬息万变的变化。

当传统的管理哲学不再适用及受到冲击，管理的形态就必须基于新的假设之上。“外控”的管理方式行不通时，就趋于尝试以“内控”的策略来管理。

“校本管理”的管理哲学有以下的假设：

1．学校及社区应被给予更大的权力，去管理其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2．学校管理的策略应注重“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授权”（delegation）等概念。在这里，“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授权”（delegation）等都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流行的理念；

3．应该根据社区和学校本身的特点，分配学校教育资源。

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产生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后现代主义对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西方，许多遗传思想家都介入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后现代主义强调“边缘化”（decenteling），对现代西方的学校管理有一定的影响。所谓“边缘化”，有人也翻译成“去中心”或者“分散化”，指取缔任何中心事物和压倒一切的真理。它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主张把注意力集中到边缘事物上去。这也影响到学校教育管理。上述所谓的“权力下放”、“授权”等术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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