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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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祥平   士柏咨询网


《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辨》|第九章

9-3 上学快乐

有个诗人说,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童年在沙土堆上玩泥巴。

童年时代真幸福,可要是永远“童”下去,肯定是悲剧。

个人是悲剧，群体也是悲剧：遗存到近代的部落社会,最初受到驱赶，遭遇杀戳；后来受到诱惑，流落他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保留地中，用自己的“童年式生活”招徕游客……

告别童年的第一声“再见”，是背起书包上学堂；难怪有的文人慨叹“人生烦恼读书始”。

其实，上学读书没那么可怕。“为赋新诗强说愁”，不过是诗人和文人的职业习惯，不值得当真。真实的情况要看传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部很流行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主人公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渴望读书，后来如愿以偿,成了作家。这个故事分明道出了读书的快乐。

现代的一些家长不考虑快乐还是不快乐，望子(女)成龙(凤)，也不可取。有些较早识字的真的神童，即使家长没有积极性,他(她)也有积极性。所以，父母们可取的作法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儿童来助推，重演母语民族精神财富生发成型的历程。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神童，即使是神童，当成普通儿童来教育也阻止不了孩子的成长。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一度流行大学中的少年班和中学中的超常班，并且出现了培养神童的早期教育。到九十年代中期，教育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所谓的超常教育,与弱智教育是一个性质：有些孩子不能适应正常教育,所以有必要让他们接受特殊教育。国际上也把这两类教育统称为特殊教育。

“人生烦恼读书始”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文字学习不自然。多数儿童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字学习阶段，这种现象是如下过程的重演[1]：在已知的六百五十多种部落社会中，只有三个文字源头，即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斯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流域。相对于其它600多个自然的部落社会来说，这三个文明的源头是不自然的，是被环境压力“逼”出来的[2]。儿童对这一过程的重演是：必须有社会压力来“逼迫”才会开始文字学习，不能自由：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就要放弃一些初始人性，甚至放弃一些经济人性。

有一个心理实验：对象是300多个7～19岁的学生，让他们把手放在一个电极上，然后，每当拉铃的时候，试验人就按一个电钮，向电极上充电。电压较小，对生命无害，但是足以刺激得让人把手缩回去。这样多次重复之后，就会使得不向电极充电时，这些学生一听见铃响也把手缩回去，也就是形成了条件反射。

实验结果表明：14岁以下的学生，以及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比14岁以上的正常学生更易于形成条件反射[3]。在一般的哺乳动物中都可建立条件反射，所以易于形成条件反射的学生距离人类的起点较近，即动物性较多，初始人性较多。这些学生或是受教育较少，年龄较小,或是虽受教育而成绩较差。

文明社会与部落社会的精神财富在文字学习阶段的发育明显不同。即使在文明社会之中，受教育家庭与不受教育的家庭也不同：“前工业社会一般都不认为童年是一个单独的生命阶段，小孩子们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婴儿期之后一下就进入了成年人的角色。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孩子们的服饰和成人一样，他们和成人参加同样的游戏,从事同样的工作……在这些前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身体刚刚发育到能够扮演成年人的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就开始扮演这些角色了。五六岁的孩子在地里干活的时间和成年人一样长，童工制度也不会被看作一种丑恶的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童年和儿童权利的概念。”[4]引文中的“前工业社会”指欧洲农村。与此不同，在欧洲的城堡以及中国城乡的士绅中，儿童都接受文字教育。

文字学习相对不自然，所以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压力来激励孩子好好学习。为了激励孩子好好学习，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是《三字经》中最广为人知的家庭教育故事。但是，很多人只记住了孟母择邻，却没有记住孟母断杼。其实，断杼对于孟子的成长，是最关键的一次转折：孟子从母亲破釜沉舟式的行动中看到了母亲的决心，也看到了母亲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现代的家长也许没有必要像孟母那样，用唯一的谋生手段来表示决心。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而放弃一点儿所谓的现代享受，还是有可能的。笔者的一个美国老师，为了孩子的教育,在女儿出生之后就把家里的电视机卖掉了；等到女儿长大之后，才又另买了一台。这位老太太自己是个教育工作者，深知电视不利于孩子成长，所以干出了一件“准断杼”式的行动。北京四中在2000年评出的21位好家长之中，有17位晚上都在学习，而不是看电视。其中的一家,每天只看《新闻联播》，19：30准时关电视[5]。

由于家庭环境不同，上小学之后，孩子与孩子之间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正如自然环境的不同，使得最早进入古文明社会的部落与周边部落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家庭环境烘托得好，孩子的学习就主动积极。否则，就会被动消极。家庭环境主要靠家长以身作则来烘托。在家中的空闲时间,家长不妨坐下来用用功，不要坐下就搓麻打麻将，更不要只是看电视。用功之余，应该从事健康的体育文艺活动，多和孩子一起谈话(日常的语言环境)、听标准发音的电台广播(较规范的语言环境)、看语言典雅的书报(较规范的文字环境)。家长烘托出来的规范语言环境有助于纠正孩子的不规范表述。如果家长还能随时纠正孩子的不准确表述，就会有助于孩子说话严谨，有助于培养严密思维的习惯(参见第9-2节横坐标6～14)。

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工蜂式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原则是把文明社会的精神财富转化为学生的真实生活，绝不是减少教育，更不是放弃教育。工蜂式教育的原则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个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用不着生活，只须实用。

实用主义鼻祖之一杜威在20世纪初来中国讲过他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工蜂式教育思想。中国学者钱穆在当时还很年轻,看了报纸的报道之后极感兴趣，可是又觉得杜威的说法与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教育有大相违异处。于是，钱穆下决心自我下放,从高小到初小,去当娃娃王，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验。下面是两个实验案例：

一。“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校长教师)亦当参加。”

二。学生作文，让学生带着纸笔石板等去到生活中的有关场景处，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各抒心得。写苍松，就去古墓边，写雨景，就坐楼上廊下观雨,写故事，就“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

实验结果非常成功：有一个后进生杨锡麟,在钱穆的帮助鼓励下，“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转折点是一次课堂演唱，“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如果不是把唱歌融入生活，这样的效果就很难取得。作文实验的效果也非常成功：“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竞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6]

进行素质教育，教师本身首先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如果教师自己是“工蜂”，课堂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是两张皮，那么，无论放假多少时间，也不是什么素质教育,仍然只是工蜂式教育。放了假去搞家教，不过是换个地方推行工蜂教育。

生活中的教育素材是生动的活教材。笔者的儿子六年级时，学习比较努力，但有时流露出骄傲情绪，盛气凌人。有一次听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笔者借机问他：“为什么那些起义的人要用手枪逼着黎元洪当头儿？”

儿子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

笔者说：“要是黎元洪一开始就想投机，为什么死活都不当头儿？”

儿子开始思考，因为写故事说故事的人们与孩子的语境隔阂较大，儿子本来当作笑话听。

笔者解释说：“黎元洪虽然当了大官，可是平常待人很好，不摆架子,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孩子没有坚持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笔者趁热打铁：“一个人不管做了多大的事儿，都不能瞧不起别人。你看,黎元洪本来没有很大的本事，连头儿都不想当，可就是因为待人很好，后来一直当上了总统。”

一个孩子在精神上的成长，当然不可能靠着一两个故事。

但是作为家长,却应该尽量抓住生活中的机会为孩子助推。

独生子女很容易沾染强词夺理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教育资源要比西方的阶级分析或内容分析重要得多：不能只讲理,还要晓之以情。反过来,还要利用讲理来强化人间的感情：儿子在六年级时，有一次与外婆发生口角，笔者质问他,他就为自己寻找理由,说“她先骂我”，还说外婆刚才讲了什么什么话。外婆立即纠正，说自己讲的没那么重。儿子强烈地为自己辩护。

笔者说：“我不管刚才说了些什么,你这样对待外婆，就是你不对。没有外婆就没有你妈，没有你妈就没有你,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你不尊敬老人，这本身就不对，而且是大大的不对！”

儿子说：“那为什么？她不对，干嘛要说我？”

笔者说：“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是几万年进化的经验教训。不尊敬老人的民族，都会被历史淘汰；不尊敬老人的家庭，都不能延续下去。你不是也知道进化论吗？”

儿子说：“哼，凭什么呀？”

笔者说：“凭事实。只有中国人五千年不灭，因为中国人最尊敬老人；还有,孔子一家是天下第一家，因为他们最主张尊敬老人，不主张小孩与大人平等。埃及和罗马都有过古文明,可是没有延续到今天，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孔子。”

儿子说：“那埃及人呢？”

笔者说：“古埃及人被阿拉伯人灭了，现在的埃及人都说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真主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又问“那罗马人呢？”

笔者说：“罗马人被哥特人灭了，哥特人就是后来的欧洲人。他们也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基督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没有提问，也没有继续与外婆口角。

在孩子强词夺理的时候，如果装个糊涂就过去了，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如果简单地训斥或动手“教训”，孩子会觉得父母“没理”，压而不服。即使说透了道理,有些顽皮的孩子仍可能无理取闹。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相互配合，至少有一个人在孩子无理取闹时充当“黑脸包公”，决不能姑息纵容。否则，不但不是爱孩子,反倒会害了孩子：他(或她)在日后走上社会之后，将会难以适应，甚至被淘汰，正如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

有许多悲剧都不能去责怪孩子。

21世纪之初,天津的一个12岁男孩把爷爷摔成瘫痪，起因是没大没小的平等观念：爷爷69岁,所受教育已在新文化运动普及之后，与孙子的日常关系如同亲密的伙伴。有一天男孩放学回家，见爷爷也向家中走来，便躲在门后想开个玩笑，伸出一只脚把爷爷绊倒，见爷爷起不来了，不禁放声大哭。家人把爷爷送往医院，爷爷因颈椎骨折而导致下肢瘫痪[7]。孩子是天真的，自幼的教育使他以为爷爷与自己一样，与学校中的同学一样。

事实却是：同学摔十次也不会瘫痪，爷爷摔一次就够了。

进入学龄之后，鼓励孩子背诵《三字经》和《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西方的孩子甚至不背九九表，结果，一个在美国小学3年级读书的华裔女孩儿说：“中文的乘法口诀比英文的死记硬背容易多了。美国的同学都惊奇，在做乘法题时我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8]

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把乘法口诀像念经一样弄得滚瓜烂熟，在西方人看来是地道的“死记硬背”。西方人使用公理化方法,从一个道理推算出无数的结论，那才不是死记硬背。在青春期之前的学习过程中，死记硬背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即使青春期之后，也免不了要死记硬背。欧美社会中最重要的公益职业是律师和法官，都要死记硬背许多法律条文。严格说来,每一个专业训练，都要死记硬背专业术语和规程。

先要死记硬背，然后才谈得上理解和创新。从小就不背任何语词的孩子根本不能在文明社会中正常成长。上小学之前就可以开始背诵经典，不要理解，也不要认字。台湾儿童读经活动效果明显(参见第6-5节)，中国大陆也屡试不爽[9]。这说明汉语民族的家庭教育应该重演经典时期。死记硬背不是坏事，要求学生背诵经典，正如数学课要求背下来九九表。孩子天生就有模仿和背诵的能力。即使不要求他们背九九表，不要求他们背古典文献,他们也会去背广告词，甚至去背粗制滥造的动画语言。背的内容很重要，如果不是背九九表，而是背轿车号码，不是背古典文献，而是背时髦口号，效用就很有限。

近代废科举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孩子们不再背诵四书五经，结果十分不妙。仅从文学上来看：“是否涌现了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旷世杰作？……只要是治文学史的，谁心中都有一杆称……只要是平心静气地去看，不得不承认这百年够得上巨著的作品，恐怕是太少太少了。”[10]

事实上，上述引文的作者在文中没有列出近百年来出现的任何一部巨著。结论是：“传统可能是创造的阻力，但在根本上则是导致巨著涌现的基因……中外文学大师……。无不以其对传统的广博和深刻的把握作为基石。”近百年文学史的巨著空白，是因为“从‘五四(笔者：应为新文化运动)’起……以决绝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学传统……现在,有时简直以学来的西方文学同西方文学对话了……不遗余力地追逐时髦,把时髦当创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不但文学家离不开传统，大智慧全都离不开传统：物理学家杨振宁12～13岁时，他的父亲为他在初中一二年级暑假延师补习《孟子》。杨振宁说：“我那个时候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都背诵出来。当时我并没有了解其意，现在我想起来，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许多是在教科书上我所没有学到、没有听到的一些知识。这个事情，我想对于我的教育有重大的意义。”[11]

这不是虚言。虽然12～13岁的杨振宁不可能真正理解《孟子》，可是背诵的内容必然会在日后发挥重要作用：重演贤哲时期(第9-2节图十七横坐标7～14)的成长阶段是以前期的记背为基础的。正如12～13岁足量高质的饮食，会对日后青春期的身体发育有效用。

孩子进入小学之后，父亲的作用明显增强，也就是《三字经》第9句所说：“养不教，父之过”。即使女强人也无法替代父亲的作用。印度曾有个女总理甘地夫人,英国曾有个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们的家庭教育都不成功。甘地家的两个儿子,长子还算不错，但他与母亲疏远，只学工，不问政，还娶了个外国妻子；幼子以母亲为榜样，反而比兄长差，年纪轻轻就死于高档玩乐(开飞机)。撒切尔的儿子更没出息,利用母亲的名气招摇撞骗，英国人说：撒切尔夫人是个好首相,却不是个好母亲[12]。

其中的原因，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作为女强人的母亲,在家中把父亲的作用忽视了。一个单亲家庭之主，能不能既当母亲,又当父亲？或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目前的教育学还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可以从实事求是来给出答案：不能。因为，真实发生过的教育先例(实事)是：取得较大成就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双亲家庭(参见第9-2节)。近代以来的例外是美国1993～2000年的总统克林顿。这样一个借助女权主义上台的例外在其它各国都很少见，而且被克林顿自己把后来者的路堵了个半死：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不但在2000年帮助了对手小布什，而且会有更长效的影响。

不管家长本人多么出色，都要培养孩子尊师，这本身就是一种助推。如果孩子说“这是老师说的”，家长却认为“老师错了”，要孩子“分析对错，对了就照办，不对就不办”。这样的家长多半不懂教育，忘了自己的童年：一年级小学生根本不可能自己分析对错。

文明社会的孩子进入小学，就是进入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选择的主体是老师，不可能是学生本人。如果家长“分析”

出老师错了，孩子根本理解不了那些“分析”，只能记住“老师错了”。长此以往，孩子就不可能尊重老师。

听到孩子争辩说“这是老师说的”，家长首先应该像孩子一样表示重视和服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如果仍然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就绕过老师是对是错，重新把问题提出来，进行变通解释，决不要直接否定师嘱的权威性。如果没有变通可能，事情又比较重要，家长可以避开孩子与老师讨论，或与学校的负责人联系。

限于本书篇幅所限，对于文字教育的助推内容从简,请读者参见笔者的论文：《解铃还需系铃人——语文教育的问题和对策》(载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文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33～139页)。关于学龄初期的儿童的助推(第9-2节图十七横坐标5)，请参见拙著《<易>与人类思维》第六章第六节(重庆出版社，1992年)。关于男孩子与女孩子的不同助推，参见拙文《“封建”分班》(载《中国信息报》1997年8月21日第5版)。

有了父母们的精心助推，上学才是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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