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农村教育甩“包袱”图

谁帮农村教育甩“包袱”（图）

 

   

    “老师说还钱没有？”儿子放学刚进门，黄国忠再一次问起那东拼西凑的１０００元“捐资助学金”，看着儿子摇头，他一如既往地黯淡下来，苦苦盼了４个月，黄国忠终于绝望了。苦涩之中，  想到儿子终究是进了小班，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他的心里总算涌起一丝慰藉。     去年，湖北省浠水县不少学校初三年级开办小班化教学，招收年级中排名靠前的学生，黄国忠的儿子名列其中，欢喜之余，１０００元的“进班费”却锁住了他的眉头。黄国忠上有双老，一子一女都在上学，自己既无手艺且身单力薄，和妻子勉强靠几亩薄田拉扯日子，哪来这１０００元的闲钱？但为了让儿子将来能摆脱土地，黄国忠硬是咬着牙，又“厚着脸”去串门借钱，总算让儿子顺利进了班。后来听说上头来了文件，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将这笔钱返还了，黄国忠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浠水县许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家长也在作同样的期盼。

    “进班费”背后的教师工资之痛     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记者联系了黄国忠儿子的班主任刘老师，提到“进班费”，刘老师毫无“畏惧”：“我们都知道这项收费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属于乱收费，但是对比政府拖欠我们的工资，这是小巫见大巫。并且为了办这样的小班，学校毕竟加大了投入，对学生是很有好处的。”刘老师向记者介绍，去年暑假期间，学校将全校排名前２００名的学生单列出来组班，每班班额控制在５０人左右，专门抽调一批骨干教师任教，以期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环境，同时家长得为此付费，“学校冒险搞创收，其实是无奈之举，教师要吃饭，学校得绞尽脑汁去解决‘校筹’的这部分教师工资。”刘老师给记者看了他积压的２０００元教育附加券，这些纸券从去年起就已经停止了兑换。     说到教育附加券，尽管事情早就成了“老黄历”，郭老师还是一个劲埋怨老伴：“当时要是４折卖了，就不会留下这２４５０元的废纸！”２００２年８月份，郭老师要钱救急，从箱底翻出都已经开始泛黄的４０００元教育附加券，经人指点，来到浠水县邮政局附近的 “黑市”，一名中年人很机敏，一眼就看出郭老师的来意，他把郭老师拉到一个角落，简短的讨价还价后，中年人当场掏出现金，以２８００元买走了所有教育附加券。回家后，郭老师就和老伴合计，与其没有希望地等待，不如这样吃亏套现。隔了一个多月，郭老师的老伴就带着剩下的教育附加券去兑钱，没想到收购者称他们要投入相当的成本，咬定４折的收购价不松动，他老伴见吃亏太大，就没有成交。“谁知道从去年开始根本就不兑换了，不过比起我们学校一位‘库存’了两万多元教育附加券的退休老教师，我们算是很幸运了。”郭老师的老伴这样宽慰自己。据知情人透露，有关系的人，可以通过县里直接从乡镇财政预算里截留现金，从而兑现教育附加券。     但是绝大部分教师并不知道“黑市”通道，对比郭老师，他们的情形更惨。一提起教育附加券，李清老师就异常愤怒：“每次接到乡政府的通知，我都火急火燎赶过去，可是总是没碰上农民缴纳提留款。”后来李清终于明白了，乡政府拿老师当猴耍，收完提留款才给老师们透风，然后拿一些他们也没奈何的钉子户，叫老师自己上门讨钱兑现纸券。最让李清感到屈辱的是，面对现实的困境和妻子的唠叨，他还不得不带上礼物晚上偷偷上村干部家，堆上一脸的笑，希望村里一旦收到钉子户的欠款时，能够第一个想起他。这种有辱斯文的做法，不少老师都曾尝试过。

    沉重债务下学校举步维艰     在教师为家里的油盐酱醋算计自己的工资时，校长的日子更不好过。王方是浠水县某中学校长，２月１０日，都已经开学１０天了，他“度假”（其实为躲债）回来，竟然还是让债主堵住了，费尽口舌，做好做歹，总算打发了债主。“我现在眼里真的只剩一个钱字，怎么搞到钱让老师安心教学，怎么搞到钱让债主不登门骚扰，怎么搞到钱修缮校舍！”     王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学校所有的收入都在学生的学费中，按照人头百元的收入计算，全校约有１７００名学生，一年共计收入３４万元。学校有编制的教师只有５４人，社会聘任了２４名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一年的工资需要１０万元，剩下的钱刚够糊上水电、粉笔、纸张等日常消费及支付一部分‘校筹’工资，紧巴巴的能支撑下去。可是学校有１６０多万元的债务，每次开学时，债主就围追堵截，都在觊觎那３４万元的收入，就算发动所有老师保驾护航，也只能留下一部分。本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债务主要来自‘普九’，应该政府偿还学校背负的巨额欠款。” 王方窝了一肚子火：“当时为了通过‘普九’验收，乡领导极力鼓动学校借钱建校，而且为了让学校放心，拍着胸脯保证由乡政府来还债。可是等验收结束后，乡领导脸色就变了，百般推脱，不愿意承担责任。后来领导换届，乡镇重组，再去跑钱就更难了。见面多了，大家也很熟悉，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就劝我，即使跑大了脚，说干了唾沫也是白搭，乡里根本没钱，不可能解决‘普九’负债。”而且就在学校向乡政府讨钱时，政府职能部门上门找茬，“学校为缓解学生吃水压力，挖了口井，没想到竟然有卫生、质监、水利等５家单位来收费；税务也是隔三差五来查账，逮着个噱头就罚款，简直是落井下石！”     记者了解到，去年年底，王方为了平息老师对工资的不满，确保开春老师能到岗，动员学校行政小组成员，抵押家当去银行共计借款２０余万元，虽然还欠了每位老师３００元的尾巴，总算没有让老师一文不名地回家过春节。     王方很丧气：“目前不仅是我们学校遭遇这样的困境，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都普遍存在类似的问题。债务‘黑洞’越来越大，学校就像一头拉着破车的老牛，车上装满珍贵的物品，牛随时可能倒毙，物品时刻面临摔碎的危险。学校崩盘了，孩子怎么办？我越来越感到黔驴技穷，学校再次面临无以为继时，我真的可能去铤而走险，顶着风乱收费。”王方正在召集全体教师研究如何迎接下一轮“经济危机”，初步拟订的战略思想是所有的教师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借钱。

    无米下炊 “县官”冷落教育     ２月１１日一大早，浠水县教育委员会一位相关负责人就赶到该县财政局，为了钱去“泡”关系。记者直到中午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教育欠费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普九’中出现资金欠缺的学校比比皆是，说起来影响人的心情，而且我也不方便透露。”该负责人拒绝出示详尽数据。 浠水县教育委员会主任高德华正在武汉市开会，对此，他语气低沉：“前两年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都挺过来了，我相信情形会逐步好起来，我们能够一步步挨过去。‘普九’导致学校欠债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我希望不要以我县为例做报道，我还需要在地方上斡旋，为老师、学生争取利益。”     学校负债责任到底谁来承担？２月１１日下午，记者咨询浠水县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由于该县长刚刚到任，一名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给予记者答复说：“中央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能流转到县政府手上的专门用于教育的资金，县政府每次都要反复核对数次，一分没落地全部发放了。但对于‘普九’欠债和教师工资，这部分钱是杯水车薪。就像最近不少教师反映他们的工资分量不足，经过我们调查，是结余金补贴款没有到位，这是按照省里有关政策执行，地方经济实力有限，地方财政可以不发放这部分款项，同样，对于‘普九’负债，要县政府还债不切实际！”另外，该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教师手中的教育附加券，相当于乡镇借用老师的钱，各乡镇应该负责任。     青岛新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学江，对于地方政府给予教育的关照力度有很深刻的认识：“内蒙古、新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６省区的县级教育局，１９９８年‘普九’期间，赊欠了我１０００多万元的货款，５年来，我不仅自己马不停蹄，还聘请了３名业务员专门讨债，至今，还剩６００多万元的欠款没有着落。     地方财政不支持教育局还债，在河南、陕西，教育局长就带我去拜访县长、财政局长，领导都是打哈哈，根本就没有还钱的诚意，可怜的是一些教育局长，身为‘文化领袖’，却被债务压得斯文扫地。教育局是清水衙门，地方领导一般视为赔钱的货，在并列的职能部门中处于弱势地位，教育当然就备受冷落。”     赵学江从一个侧面向记者介绍了‘“普九”债务之重：“在‘普九’验收过后，学校以及县级教育部门的欠款，拖倒了一大批教育产业单位。我的一个河北同行，借钱做生意，５００多万元的欠款不能追回，只好变卖了所有的资产拖家带口躲到呼和浩特，孩子也失学了。”

    断粮缺草 奢谈教育改革     ２月１１日上午，湖北省公安县教育局召开会议，提前入手落实教育部本年度关于“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的工作重点，可是一个瓶颈横亘在改革者的面前：因受“普九”债务牵连，聘任老师所需的工资花费出现巨大缺口。     教育部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是力图通过竞争加大教师交流力度，并且搭建一个平台，以引导和鼓励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乡村任教。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落实教师聘任制，首先必要的条件是得有资金保障教师的工资。２月１０日，浠水县某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胡某急坏了，他们学校三名代课教师嫌弃月薪４００元的工资太低，集体辞职，尽管胡某反复挽留，但学校实在再也不能多开一分钱，留人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自然就不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胡某必须迅速找人填补缺口，免得耽误学生上课。     胡某很苦恼：“学校本来就缺人，有四名临时教师仅仅初中毕业，在技术学校里混了半年，就登上讲台授课。一名在家等考研成绩的学生，也被请来带了两门课。教师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学校任教的正规师专毕业生，学校开出月薪６００元的高价。”胡某对实行聘任制不抱希望：“外出打工的民工，每月挣１０００多元都不足为怪，对比教师的月薪，湖北省农村中学出得起打动人才的价格的学校寥若星辰，目前更多的学校面临的现状是，如何在债务累累的情形下，勒紧腰带省口饭留住人才。”记者采访了三名中学校长，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不解决学校的债务，一切有关学校的改革都是奢谈，不可能杜绝乱收费，不可能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对于监利教改，这三名校长认为浠水县不能依样画葫芦，学校的债务过于沉重，如果抛向市场，肯定无人问津，高投入、低回报甚至零回报的亏本买卖没人去做。

    谁来给学校债务签单     ２００２年全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为５４８０．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了１８．１６％。２００３年，中央财政更是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专项支持。二期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已到位资金３０亿元。中国政府还落实资金６０亿元用于二期“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２００３年已拨付２０亿元。中国政府用于免费发放教科书的经费从每年２亿元增加到４亿元。然而在记者的调查中，尽管国家在逐年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而处在基层的教师、学校并没有感到春雨的滋润，增加的投入去了哪里？     一位知情者向记者介绍，国家的财政拨款是自财政部逐级下流，但我国县乡级政府普遍存在欠款问题，这些资金在流动的过程中，上级财政部门就直接截留资金清欠，这样县乡级政府就出现整体的财政资金不足，教育专款的挪用现象自然发生，同时各种问题就爆发了。对此，北京大学一名教授说：“农村地区县、乡级对教育经费的管理和利用水平不高，教育经费被挪用给农村教育发展造成致命伤害，教育甚至成为有些地区扩大财政收入、维持地方财政不“破产”的法宝。要保证国家的教育投入切实到位，财政部应该将教育款项在拨放时单列出来，而且一步到位，各级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揩油’。”     确保源头有水了，足够的时间后肯定能够灌满池子，但要保证我国农村教育在前行中不落伍，还得帮它“卸下包袱，开动机器”。教育部部长周济不久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农村教育农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的根本性变革，同时２００４年教育部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推动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依法落实教育财政拨款“三个增长”政策，保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     按照这样的政策，农村教育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但是负重前行，肯定快不了，“人民教育政府办”，政府得承担起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责任，真正做到“教育是重中之重”。政协委员王浒指出，经济发达地区，县级财政就比较富足，“以县为主”就完全可以完成“普九”投入。在苏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乡镇财政就可以负担。在东、中部地区有些省的财政是较好的，但下面有些贫困县是“吃饭财政”，甚至“饭”也吃不饱。“以县为主”保证不了义务教育的需要，这就要加大省级财政的责任，有些严重贫困地区甚至要“以省为主”保证投入。在西部各省和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省财政捉襟见肘，这就要中央加大转移支付，有的中央应负主要责任。     这样看来，只要各级政府能够直面学校债务，一切从孩子出发，视自身能力而作为，通力合作之下，农村教育的包袱肯定能甩掉。轻装上阵，相信农村教育能很快走出泥潭，迎来光辉灿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记者 谢文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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