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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语文学科性质的立足点

时间:2021-01-23 08:01:36 语文论文 我要投稿

讨论语文学科性质的立足点

适逢世纪之交,《语文学习》组织了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有名家访谈,又有教坛新人的雏凤之声,百家争鸣,盛况空前。
  但是,这场讨论目前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怪圈:讨论各方正在重演“工具性”“思想性”拉锯战的老戏。不少论者大打“人文性”这张王牌。实际上,这“人文性”由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界定,在讨论中用来用去,几乎演变成了“思想性”的代名词。尽管有的文章强调“人文性”还“具有道德的、情操的、审美的特征”,其实,这还是应该理解为“思想性”的,只要别把“思想性”过“左”的曲解为“政治性”就行了。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就语文教学而言,过分的强调“思想性”,比过分的强调“工具性”更危险。所以,语文界一些饱经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有识之士,立场坚定的为“工具性”摇旗呐喊,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笔者认为,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之所以屡次在这个怪圈中钻不出来,问题出在讨论的立足点上。大家总是站在语言学的圈内来分析和解决语文学科的问题,自然难免得出“语文就是语言”的结论,不愿放弃“语文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少人又分明发现,语文中存在一些非语言的东西,深感语文并不是语言学的附庸。遗憾的是,他们不是跳出语言学的圈子去寻求新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企图用语言学的理论(无论是传统的“思想性”还是新潮的“人文性”)来诠释非语言的东西,怎不一再碰壁!李廷扬在《新解依然无解》末尾就曾尖锐的指出:“用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来解释语文及其教学的根本问题,可以断言是没有出路的。”
  本文试图从已被人们重视的“言语”这个概念的辨析出发,探讨一下语文教学研究应当“回归”的主要立足点。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教育卷》是把“言语”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界定的:“言语是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包括言语表达和言语理解两方面。”言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言语则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言语则是交际的过程。”可见,语言属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言语属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勿庸置疑,语言具有工具性,它是静态的、形式的、全民性的交际载体。用“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语言的确具有人文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人文性毕竟已是“沉淀”或“烙印”,是一种“形式的内容”,还是应结合“主客二分”的方法将其界定为客体的。那种认为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的观点,是“二元论”,不是辩证法,很成问题。试想,如果我们也运用“天人合一”的方法去考察一下其他工具的话,不难发现,它们一样同“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人脱不了关系,它们都是“人化的自然”,它们身上都有历史的、文化的“沉淀”或“烙印”,它们都具有人文性。“旧石器”、“新石器”标志着两个历史阶段,谁能说它们没有人文性呢?既然如此,我们还有无必要把它们(注意:不是“他们”)确认为客体呢?辩证唯物主义是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相结合来看问题的。对此,王朝清在《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中已经作过透辟的阐释。语言同其他工具一样,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它就作为“产物”脱离人的意志而为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具有该语言言语能力的人都可以借以为自己服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不是也可以说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来咒骂我们吗?
  我们注意到,在论述语言工具性时,不少论者引用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言论作证。对此,也要具体分析。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里的“语言”,是语言学范畴的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际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里的“语言”,却应该理解为“言语”了。有的论者也注意到它并不是表达意识的工具或载体,但他们还没有摆脱语言学的阴影,仍将它当作语言学的概念进行表述,说“语言‘是’一种意识”。因此,他们必然会重复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这一“二元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本也不错”,又认为它“从本质上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者,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没有理由苛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使用“言语”一词,但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不加区分的对待“言语”和“语言”了。
  言语具有过程性,它是动态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主体性活动。语用学中也用“言语”一词,但是它指个体交际的产物,即已脱离主体的文章和话语。语用学里的文章、话语,仍然是作为语言形式(包括“形式的内容”)而被观照的。这里的“言语”还是“语言”的含义。言语,作为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它是“过程”而不是“产物”,它研究的是文章的读(或写)、话语的听(或说)。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言语过程中的文章、话语称为“言语形象”。所谓言语形象,是指进入主体交际状态中(言语)的“语流”,离开了交际,就无所谓“言语形象”了。
  过去,我们只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说“语文就是语言”,现在看来是讲不通的.。翻开现行的语文教学大纲看看,无论是“教学目的”、“教学要求”,还是“教学内容”,都是听、说、读、写在唱主角。陈钟梁最近撰文指出:“语文教育一旦纳入‘语言——交往——人的发展’的轨迹,必然引起教育内部质的巨大变化”,从而实现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在他所设计的未来语文教育的蓝图中,人和人的言语能力的发展是语文教育的目标,而通向这个目标的必由之路是语言交往。语言交往就是言语活动,因此,语文应该是言语。余应源在《再论语文教学科学化》中也认为:“从总体上看,语文科是母语的言语教育学科,而不是母语的语言教育学科;是主要属心理学范畴的培养学生言语能力的学科,而不是属语言学范畴的学科。”看来,要真正揭开语文学科性质之谜,得换个角度,立足于心理学看问题。
  语文教学研究的重心从语言学范畴向心理学转移,变只重视“言”为更关心“人”,也是这些年来呼唤“回归”的总趋势。
  语文界曾经有过“淡化语法”的讨论,这次讨论实际是对单从语言学角度来解决语文学习问题的质疑。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语文学习》组织的关于语感教学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已经大量的使用“言语”这个词了。尽管有的文章中,“言语”一词并不严格的界定在心理学范畴,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开始从心理上探索语文学习的奥秘,强调学习语文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大量的言语实践形成语感。“语感”是个地地道道的心理学术语。虽然,这场讨论至今还没有落下帷幕,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所找到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和解决语文教学问题的路子,一定是条希望之路。
  语文,是个人言语的心理过程。语文教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同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一样,主要是人的问题。时下炒得火爆的“人文论”,究竟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学中“人的问题”呢?下文谈点粗浅的看法。
  在许多文章中,“人文论”实际上是团“混合物”,有多种含义。
  第一,指语言的人文性。诚然,语言具有人文性,但人文性并不是语言所特有的属性。对此,上文已经说过了。有的论者过分张扬了“人文精神”,将语言的人文性拔高到了民族魂的地步,还援引《最后一课》韩麦尔先生的话——“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为证。这是很荒唐的。韩麦尔这样讲,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即像捍卫国土主权一样捍卫祖国语言的主权,并非出于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况且,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的小说人物语言怎么能够作为理论根据呢?要是那样的话,韩麦尔前半句“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可以奉为真理了。
  无独有偶,还真有人在“限制科学主义”的同进,居然忘却了自己的文章正是在寻求对语文学科的科学解释,以致生出汉语“重人生”、“重审美”、“讲谐和”的溢美之叹,只差点没说“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了。这种论者的“人文精神”也许是不容质疑的,但其科学精神绝不敢恭维。
  第二,指言语的人文内容,它在语文教学中处于“宾”的地位。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他学科是学习言语表达的内容,而语文则学习言语表达本身。张志公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还强调:“语文教学既不能‘喧宾夺主’,也不能‘唯主独尊’。培养运用语文的能力,这是语文课的‘主’,必须完成好。不过,还有‘宾’,就是说,在语文课里,由于语文本身的综合性,捎捎带带还能办不少事,比如思想的感染陶冶,联想力、想象力的发展,思考力、推理力的发展,等等。”这是极为精辟的。语文教学老是包得太多、揽得太宽的毛病,就在宾主不分。而且,就是在“宾”之中,也不能片面强调人文科学。对此,张志公在为《语文学习》发刊200期的题辞中,不无忧虑的告诫大家:“培养跨世纪人才应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智育应注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全面发展。偏废是要吃亏的,希望引起重视。”
  第三,指人文主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这就不仅仅是语文教学的事了。人文主义教育,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提倡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注重现实人生的意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主义教育“推崇理性”,与时下有的“人文论”者“限制科学主义”恰恰相反。从人文主义教育中“拿来”有用的东西,强化语文的“育人”功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实事求是的估价语文的“育人”作用。如前所述,语文对人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发展人的言语能力而实现的,它并不能独自成就“育人”大业。具有语文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完人,甚至不一定是好人。说语文可以“普度众生”,那是把语文神化了。平心而论,语文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否则,还要其他学科干什么?
  当然,在“育人”方面,语文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独到的优势。这主要因为,我们通常讲的语文是母语学科。母语交际,几乎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学生学语文,实际上也在教育学生如何生活,自然而然的做了一些“育人”工作。在这方面,外语教学的担子就轻松多了。
  综上所述,“人文论”无法揭开语文学科性质之谜。只有拨开重重迷雾,“回归”到语文教学研究应有的立足点上,语文学科性质之谜才有指望得以揭示。

摘自:《语文学习》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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