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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伪圣化

时间:2008-8-7栏目:语文论文

我以为,中国的语文教育,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弊端,其中一个是“伪圣化”。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惟一的“公共思维”模式,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 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 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 真实的现实生活。
    “伪圣化”产生于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情结。推动它的是中国语文教育中的两股思潮, “文以载‘道’”思潮和“文‘道’合一”思潮(“道”之所以加引号,是因所谓“道”不过是狭隘的、急功 近利的政治思想)。
    第一种表现——禁绝个性语言、多元解读
    譬如,我们总喜欢面命耳提地引导十几岁的学生“要写有意义的事情”,“说崇高的话”;我们总爱说, “《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 之间的矛盾”;“《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的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 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
    崇高、有意义这些人文价值理应倡导;但关键是怎样理解、如何把握“有意义”和“崇高”?那些课文也 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是否只有惟一的解读?必须强制性地如此解读?可否允许教师与学生做出自我的 、多元的合理解读?
    一位高中生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作文课了……所谓练习议论文是怎么个练法呢?第1段必须在4行以内 ,并且提出论点;第2、3段都必须先设立分论点然后行文;第4段总结全文,提出口号,也必须在4行以内。纯 粹一个‘四股文’!且慢,论点还有要求,必须是靠近理想、奉献、爱国等重大主题。有一次老师要求评述《 祥林嫂》一文,我评论的是她的几个希望的产生与幻灭,自以为文采等都还可以,没想到被判为零分,并被勒 令重写。原因是评述本文最佳角度是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付刚《学生:作文如八股》)
    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 话。
    再者,教师们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面命耳提,一节课一节课地训导熏染,我们的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 公众场合、根据不同的人们的不同需要,说人们想听的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有时甚至说假话、套 话。
    教师在课上也不敢跟学生说自己的真心话,只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只为应付考试背一串 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自由哪里去 了?《项链》题旨是否只能惟一地解释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能否像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解 读的:“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 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
    对统编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为什么只能有全国绝对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解读?对有些文章,可否允许教 师和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进行稍许独到的自我阐释、自我解读?
    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
    师生的表达,大体都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想解放军。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 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这上千堂语文课的“ 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譬如白 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社会;光明、温 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联,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 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
    比方,你绝对不能写一个教师的懒惰、不敬业;绝对不能写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文明与友爱,也绝对不能 写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丝愚昧与丑恶;甚至绝对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绝对不能写你对富足的 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你总是被面命耳提地告知,必须升华,必须昂扬,必须写正面,写光明,写本质, 写积极的一面,必须写精神追求,不能写物质追求,不能写消极,不能写阴暗面,等等。当学生时,是老师面 命耳提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 的潜意识。我们的孩子们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孩子们的精神、孩子们的个性就是如此泯灭 的!
    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语 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到有个性的文章。千万个不同的大脑,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 套路、言语方式!
    中央党校一位34岁的教授李书磊博士,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上英语课, 外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写了不知多少 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眼神 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
    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 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写的。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 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 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 而服从公共套路。”(《为什么远行》)
    李书磊痛愤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 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 共语言而毫无意思……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有些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 扼杀“天才”的刀斧手——深入地说,这决不是广大语文教师的过错,语文教师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
    第三种表现——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不久前,我曾听过一堂课。一位教师讲《背影》。讲得生动,读得也感人。学生在教师极富情感的循循善 诱之下,沉浸在父子情深的氛围之中。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也被打动了。在课即将结束时,教师突然 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大家考虑一下,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什么?”
    提出问题后,课堂陷入了一片沉思。我也被教师的提问吸引住了。学生思考后开始回答。有的说,世上最 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父子情,就如本篇朱自清先生所描写的。这是学生当然的答案,因为刚学了《背影》。 教师说不是。
    有学生又答,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母子情。教师又否定。学生开始猜,有的说兄弟情,有的说姐妹情 ,也有的说爱情。教师说统统都不是。我也长考半天,不知其然。我想教师一定有精妙、深刻、生动的答案。
    最后教师以深沉的语调郑重其事地说:“同学们,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既不是父子情,也不是 母子情,更不是兄弟情、姐妹情、爱情。而是阶级情、民族情。本文作者描写父子情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这种父子情,就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40年代,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伟大、崇高的民族情、阶级情。我们要善于把渺小 的感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教师一脸的俨然、肃然,学生却一脸的茫然、木然。
    课后我私下问这位教师,你说的是由衷的话吗?你真的认为人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是阶级情、民族情 吗?或者你真的认为父子、母子等人伦感情,跟所谓的阶级情、民族情是对立的吗?这位老师十分坦率,说: “何必那么当真,语文课上有几多真心话!但必须那样讲,否则就过不了关,课就被认为不深刻、没有高度。 另外我还怕,学生考试遇到此类问题难以应对,怕学生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
    我从教多年,深知这绝非个别现象。写作中,学生稍有率性的言语,稍有个性的表达,就可能被一些教师 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无意义”、“不深刻”、“偏激”。我当然认为,“积极”、“进步 ”、“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的人生价 值规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我们的教师切不可用“伪圣化”的眼光去使 用这些范畴,不能笼统和轻易地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们不积极、不进步、无意义等。
    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真为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十几岁孩 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神圣、崇高甚至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 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
    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 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 ”
    我们还常常看到这样的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国某年的高考题),《我的财 富》(上海某年高考题)。
    这两个题目,在我们大的话语氛围中,都内在地隐含着强大的制约性。如第一题,隐含着“忧在天下先乐 在天下后”的思想,所有考生必须顺着这个正面题意“强力”阐发。第二题,内在地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必 须写“我的精神财富”,绝不能写“我的物质财富”。这也等于逼迫学生虽无切实的精神体验,也得大论特论 一通。可以想象,在“强力”制约下,学生勉为其难写出的文章,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我们的语文教育 中,这样的大题目、大概念总是太多,这样的强力话语、强力倡导、强力制约总是太多。
    “伪圣化”的中国语文教育(包括社会的大语文教育环境)培养出的孩子,有两种极为奇特扭曲的现象:
    (1)“少”与“多”的反差:语文课上,无话可说, 课后的话却滔滔不绝;作文课上冥思苦索,搜肠刮 肚也写不出来,而在日记、在给朋友的信中却下笔就百语千言。
    (2)“真”与“假”的反差:在交给老师的作文、 在试卷上写的文字、公共场合表达的言谈与文字,多 是根据场合所说的应景话。而在日常言谈、书信、日记中,都是自由、率性的抒发与剖白。因而,我们的学生 形成了一种“两面人格”,自小就学会了用两种心态两套语言去应对社会,见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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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讲什么话。我觉得,这是 我们的语文教育多少年来以伪圣化话语压制个人语言、个性精神的恶果,是悖逆真正人文精神的恶果!
    我们的语文教师,不能抒发自己对课文的一己理解。一个原因,是怕考试时不符合全国一统的标准答案, 而深层原因,却可能是怕触犯某种无形的东西。在“伪圣化”专制话语氛围训导下成长起来的不少语文教师, 早已经没有了自己独到的一己之见。按既定套路来思维,早已积淀成一种“潜意识”!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在听说读写的时候,必须猜测怎样才能博得阅卷老师的高分,绞尽脑汁把作文的 主题往理想、爱国、崇高、积极方面升华、拔高,惟独不敢说想说的话、心里的话。总之,不敢忠实于自己的 精神!
    这是十分压抑、悖逆人性的,是束缚个性的、束缚精神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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