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共识的思想界——焦虑·异见·对策

缺乏共识的思想界——焦虑·异见·对策

缺乏共识的思想界——焦虑·异见·对策
　　
　　口黄军甫，东华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美国心理学大师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人类的基本处境”，更是现代社会“普遍而深刻的景象”。“其中个人焦虑的部分包括内在困惑、疏离、心理混乱，以及价值和行为标准的不确定。”从这一意义上讲，某一社会公民的普遍而强烈的焦虑，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裂和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从而导致社会成员尤其是知识精英共识的丧失。而共识的缺失进一步加剧着因不确定性而生的恐惧和基于恐惧的焦虑。
　　
　　一
　　
　　中国思想界缺乏共识是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过度焦虑现象的表征，更是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
　　
　　在当下几乎所有问题上，思想界都是缺乏共识的。中国虽然存在众多政治思潮，但没有一种思潮成为多数人接受的主流思潮。这就使人们在社会转型进程的众多问题上意见分立。在政治共同体层面或者基本价值层面，2008年以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普世价值问题等，思想界意见严重对立。自由主义者推崇普世价值，但对政治教科书上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表示质疑；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及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者虽然异口同声地否认普世价值，但它们在包括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信奉者内部也存在左、中、右的分野和理念上的对立。
　　
　　政体层面的共识在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看来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思想界对诸如现代政治规则、法治社会规范，甚至政治共同体本身等都缺乏足够的认同和广泛共识。乌有之乡和重庆模式的信奉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公然蔑视众多现代文明规则。这种显而易见的反智主义现象却赢得了大批知识精英的狂热喝彩！由于在终极价值和社会基本规则问题上的异见，思想界在中国发展道路、改革的方向和内容、进程等问题上的激烈对抗、斗争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在这些问题上，根据人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的态度，思想界的精英可做三种分类。第一类包括因失意、失落而被边缘化的学者和部分大学生为主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以张木生为代表的体制内的“新民主主义”者，以张宏良、范景生为代表的、依附于乌有之乡等网站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以司马南、孑L庆东为代表的以所谓重庆模式为言说对象、以“文革”为目标模式的狂热国家主义者。他们虽然观点和成分复杂，但共同特点是回到过去。因此，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如同马克思时代之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态度：半是挽歌，半是榜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
　　
　　第二类主要是马立诚所说的邓小平思想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和支持者。他们人数相对较多，散见于社会各个层面， (范文网　www.fwsir.com) 不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体制赋予的强烈自信，并借助于这种自信，旗帜鲜明地讴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合理性，肯定邓小平改革的进步性和当下制度模式的合法性。但是，中国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们的药方显然不足以服人。
　　
　　第三类大体上包括马立诚所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对改革的进步性和对邓小平历史贡献的肯定方面与第二类人高度一致，而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及现实问题的批判上和第一类人有交集。然而，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对普世价值的高扬，对基于政治改革的现代性政治制度建构的信念，为上述所有的知识精英所诟病。
　　
　　焦虑作为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虽然对于个体和社会往往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度的和缺乏必要管理的焦虑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都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当下中国思想界缺乏共识的现象，如果被置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它当然具有更多的进步性。它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央计划经济和全能主义政治秩序的无情解构，它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但是，自由伴随着责任，选择带来不确定性。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其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失序、政治的失范和文化的祛魅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在这些传统秩序、政治权威被颠覆的转型社会，如果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没有必要的对自身和社会大众的现代性启蒙训练，没有对社会转型复杂性、艰巨性的足够的理性认识，没有对社会转型方方面面的整体把握，必然发生对选择和多样性的放弃，对自由的逃避，并且必然像弗洛姆、阿伦特等思想者所警告的那样，向兼具排他性、确定性、权威性特征的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极端势力寻求庇护。
　　
　　不可否认，中国思想界缺乏共识，带有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的必然性特征，也和中国那种权力与市场结合所形成的独特体制有关。但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反而是对缺乏共识的现象不断地放大，从而导致思想界本身和整个社会到处弥散着恐惧和焦虑。而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焦虑，是自2008年以来改革受挫和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进攻性民族主义及原教旨社会主义等极端思潮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这大概也是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份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的原因之一。
　　
　　二
　　
　　显然，一个社会没有在基本问题上的共识，就会有持续的焦虑，就会有极端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兴起。如何克服焦虑、达成共识？就是要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社会，中外先哲和时贤们有不同的表述。孔子称它为大同社会，而这种大同社会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子则认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虽消极，但相当和谐。大概同一时期的西方人柏拉图所勾勒的和谐社会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分工有序，各司其职的所谓“理想国”。马克思早年把这种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后来称它为共产主义。如果我们读一读《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就会明白，共产主义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那里消灭了奴役人的私有制，人与人的所有身份界限都已消失。人克服了异化，自由成了人的真实存在。
　　
　　这些先哲们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如此和谐，当然不会带来人的恐惧和焦虑：然而，理想毕竟不等于现实。即便是基于科学推断的共产主义，也一定是遥远未来的事。在邓小平看来，它的实现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虽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先哲们的政治蓝图变为现实，但可以对他们的理论见微知著，找到他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这种逻辑前提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表述的国家的理由：即国家“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而“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近代思想家斯宾诺莎进一步把国家的理由界定为：“让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个人因此可以在没有安全顾虑下生活与行动，不会伤害自己与邻人，”也就是讲，建立没有恐惧，没有焦虑的社会是国家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和规则。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如何构建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对执政党来说，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但关键是怎么改；单力‘面的改革肯定不行，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势在必行。但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关乎全局的敏感问题，如何改？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巴黎公社革命的著作，就会非常清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渡时期及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必须是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并且这种民主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正选举和可以随时撤换的基础上。因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一定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积极成果肯定基础上的全面超越。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有缺陷，但不能作为拒斥民主的理由，而只能作为超越它的原因。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改革的动力问题，改革的依靠力量问题。这里，靠唤起亡灵的手段，借助于已死的政治力量而进行的改革，可能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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