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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叶斯柏森学术成长及其学术思想纵观
奥托，叶斯柏森学术成长及其学术思想纵观——谨以此文纪念语坛伟大先哲叶斯柏森逝世70周年张高远 张殿恩
摘 要：追寻丹麦现代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学术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围绕他对“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学会”等概念的阐释，挖掘叶氏学术思想，指出其学术思想对当今中国外语学界仍然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求学经历 治学经验 学术实践 学术思想
一、引言
叶斯柏森是丹麦国际级语言学大师，学术研究跨越语言学多个相关领域，一生著作等身。探究叶氏学术成长过程、学术思想及治学风格，对当今中国外语学界仍不失启迪意义。
叶斯柏森一生曾在多个国际性学术团体任职，其中有三个尤值一提：其一，1886年倡议法国语言学家保罗·帕西（Paul Passy）将法国语音教师协会扩大为“国际语音学会”，成为该协会创始人之一；其次，1920年应英国学术同仁邀请，担任“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Modern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会长，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体现了极富教益的学术思想；第三，1936年第四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于哥本哈根召开，叶斯柏森当选为大会主席。（Christophersen，1995：xix；Juul et al.，1995：238）
1925年5月，叶斯柏森年届65岁即将退休，母校哥本哈根大学为他举行教坛告别仪式。他在演讲中回顾了四十多年的漫长求索生涯——起初顺从亲人旨意选择了三代相传的法律学，课余迷恋象棋；为支撑学业，他在丹麦议会多年任兼职速记员；他博览群书，获取了法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游学欧洲邻国，进而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其间却着迷于丹麦方言；获得博士学位并留任母校，不久晋升为哥本哈根大学英语语言文学首位编内教授（Juul etal.，1995：88），直至退休。叶斯柏森的求学历程貌似起伏跌宕，实则畅通顺达（Jespersen，1933/1960：835）。
二、一代大师的成长历程
（一）生于法律世家，自幼书香相伴
叶斯柏森生于丹麦日德兰半岛兰泽斯郡（Randers）一个欢乐祥和的法律世家，成长于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其父为当地一位颇负盛名的法官兼法律顾问；除法律本行，叶父还喜爱外语和天文学（Juul et al.，1995：7-10）。外祖父是牧师，曾为安徒生启蒙拉丁语（Juul et al.，1995：7）。叶母擅长音乐，善弹钢琴，生性温良好客，常接待音乐及戏剧同好者。父辈关系友好经常相聚，交流读书体会，海侃神聊，话题大多涉及音乐、天文、戏剧等领域（Frederickson，1972：168-169）。朋友们也常结伴野游，以望远镜观察星空或演戏自娱。少年叶氏与兄长们①均喜爱丹麦作家兼诗人英格曼（Ingemann）的历史传奇。每遇书中拉丁词语，叶氏便随手抄录，译成丹麦语。其异母长兄读神学，次兄学音乐，三兄结缘法律，终成律师（Juul etal.，1995：12）。父母温良儒雅、兴趣广泛，家庭良好的文化氛围陶冶了孩子心灵，为其日后成长为一代语言学巨匠、杰出的英语语文学家和英语教育家奠定了知识基础。
（二）年幼痛失双亲，转学幸遇良师
叶氏十岁，父亲不幸病逝。母亲望子成龙，举家迁往哥本哈根附近希勒勒（Hiller?d）镇，少年叶氏转入颇负声望的腓特烈斯堡文法学校（Frederiksborg school）。这所学校为中小学十年一贯制，为优秀生提供奖学金。少年叶氏在此喜遇校长卡尔·伯格（Carl Berg），接受学业引导和学术启蒙。伯格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颇有造诣，曾发表相关论文，并慷慨地将语言学书籍借给少年叶氏，使叶氏初步认识了缪勒（F.M.Müller）、惠特尼（W. D.Whitney）等语言学界前贤时哲。他学有余力，自学了拉姆斯·拉斯克（Ramus Rask）的语法书，并进一步自学冰岛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在中小学阶段就主动看了不少上述语言出版的书。
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1787-1832）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少年叶氏十分崇拜这位前贤，他获知该校教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奥斯特曼（J.A.Ostermann）曾是拉氏门生，更是惊羡不已（Juul et al.1995：19）。自此，叶氏叩开了语言学殿堂之门，怀着崇敬之情，孜孜研读拉氏论著及其传记。
父亲辞世仅隔四载，慈母重病亡故。他与弟弟连续三年寄居外语教师赫特尔（Hertel）之家（Frederickson，1972:169）。赫氏通晓多门语言，藏书丰富，对叶氏学习外语的热情起到催化作用。同时，舅父莫赫（M?hl）人文历史知识深厚，喜爱罗曼语文学，罗曼语族主要语种的藏书也颇丰富；叶氏借造访每遇兴趣之书，不管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总是手不释卷，读罢方休。
叶氏勤学苦练，除了学校开设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等课程，他先后自学了古北欧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钻研了语言理论，终没辜负慈母生前的殷切期望，于1877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哥本哈根大学，开始十载寒窗求学生涯。
（三）四载法学垂成，一朝改弦易辙
家庭变故、迁居转学，这些异常变动无疑给少年叶氏精神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但他在书香浓郁的文化氛围中照常读完文法学校，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叶氏的曾、祖、父三代相继从事法律工作（Juul et al.，1995:25）。他在上大学前学了多门语言，初步了解了语言学，但在1877年文法学校毕业选报志愿时并未选择当时冷僻的“语文学”（语言学前身），而是顺从“祖业后继有人”这一以母亲为代表的家族愿望，选报了哥本哈根大学颇受青睐的法律专业。虽说后来不少人认为那段法学经历锻炼了其心智，提高了其逻辑思辨能力（Jespersen，1960：836），但当年法学专业流行长篇累牍背诵教科书和权威观点，学生很少有自由探讨与独立思考的空间，谈不上自主学习。这种修业方式与叶氏独立不羁、崇尚自由的个性格格不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更加坚信必须选择语言学为毕生探索领域，给精神寻找一个自由驰骋的疆场，而不是死记硬背现成观点。放弃法学之日，他如释重负，随即拜访了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暨拉丁语言文献学著名学者②马德维格（J.N.Madvig），叙述了自己的决定和计划。马氏劝他先读完法学获取学位，而语言研习则不妨当作一种业余爱好，况且语文学未必能提供生活保障。叶氏听从劝告，修完四年法学基础课，但却在毕业考来临之际（1881年5月）变卖法学课本，换来词典及语言类书籍。这一举动常人难以理解，需要何等的勇气！对其自身而言，这一决定却意味着精神解脱，令他无比欢欣（Juul et al.，1995：33）。当时他每月40克朗助学金仅够交寄宿费，日常三餐甚至还有困难。为此，他先后在市区多处作家教、为补习班上课。当时市区交通方式只有费时的马车。为就近兼职，他学会了速记，之后连续多年兼任议会速记员，挣钱补贴生活。他弃法从文，亲友困惑不解，多有抱怨，这也促使他自强自立，决心兼顾教课和速记，不再仰赖亲戚资助。虽说课酬逐步提高，但他业余速记工作却一直坚持到获取硕士学位、走上稳定教学岗位（Frederickson，1972：173）。速记使他练就了扑捉要点必须具备的灵敏性和概括能力，增强了手脑并用的协调性。这对他进行文献研究大有裨益，他为学生时代练就这一精湛技能感到欣幸。（Jespersen，1960：836）
（四）积极投身实践，广交学术同行
叶斯柏森放弃法学， 专攻心仪已久的语言学（Jespersen，1960：836-837）。他着手准备攻读罗曼语方向的硕士学位，主修法语（Juul et al.，1995：33）。他重视修业过程，广泛涉猎相关书刊文献，拓宽视野，而不单纯追求一纸文凭。诚如他所言，他选择法语专业并非只是爱好法语，更主要是为深入了解18世纪法国以伏尔泰、狄德罗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及其唯物主义文学（Jespersen，1960：838）。英语原本不属于他必修学位课程，但他读罢挪威学者斯多姆（John Storm）的《英语语文学》（挪威语版），意识到语音学对于语言研究之重要性，也了解了语音学领域的主要文献，进而研读了斯威特（Henry Sweet）等名家的语音学论著。他接触的这类书均特别论及英语，于是决心彻底掌握英语语音体系。他接连请教多位母语人士，将其实际发音方式与书本阐释进行细致比较和体会。（Jespersen，1960：837）
叶氏主动与志趣相投者建立学习互助小组，每周集会朗读法语文章，互为点评（Jespersen，1960：837）。不久，他加入“文史协会”，结交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学友，并利用协会平台，在本科阶段即对“音标方案”③“丹麦语重音”“国际人工辅助语”“通俗法语”等问题进行专题论述，其中闪耀的语言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为他日后学术生涯奠定了思想基调。（Jespersen，1960：837；Juul etal.，1995：46-47）
188 3年起，哥本哈根大学为培养文法学校师资开设了师范教育硕士学位课程（Juul et al.，1995：44），但拉丁语仍是人文学科学生硕士学位考试的规定科目。学院将早已丧失生机活力的古典语言列为必考科目，叶氏和不少同学对此颇为不满，向哲学院力陈反对意见。经反复呼吁、再三热议，这一主张时过多年终于实现。叶氏选择法语为学位课程主科，拉丁语和英语为副科。当时，威廉·汤姆森（Vilhelm Thomsen）讲授比较语言学，赫尔曼·穆勒（Herman M?ller）讲授德语语言史，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教俄语。晚年叶氏回忆往事，对那些在自己学术成长过程中给予赏识、鼓励和提携的业师满怀感激，其中对恩师汤姆森尤为崇敬——他学养深厚、循循善诱，适时鼓励叶氏撰文投刊，为他引见同行名家，为门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高兴，更为他的未来学术发展及时指明方向（Juul et al.，1995：69）。
叶氏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兼文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情有独钟。在攻读学位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其中许多日后成为丹麦科技领域或思想文化界的精英翘楚。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语言学界掀起语音学热潮，研究重点开始从书面语转向口语，强调研究鲜活言语。这一理念旋即引起叶氏共鸣，他开始关注同行对语音问题的宏观理论见解，重视研究生活中的语言细节，并注意从哲学角度探索语言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参看④Jespersen，1884；Jespersen，1886）。
叶氏通过书信主动联系国际语音学界同行，融入语音学界。他首先与德国青年才俊菲利克斯·弗兰克（FelixFranke）取得联系，两人均视斯威特为引路人，一致认同语音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采用音标标注课文作为外语教改的一大重要举措。弗兰克对科学满怀理想和热情，虽病魔缠身却求索不止。他的勤奋博学和顽强毅力深深感动了同龄人叶斯柏森。弗氏遗著《法语日常口语》（参看Jespersen，1886）和叶氏《英语口笔语简明语法》（Jespersen，1885）均采用音标编撰，这也见证了他们的志同道合。
叶氏日常重视收集研究第一手言语资料，包括自身言语表现（Jespersen，1960:839），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即留意丹麦语语音变化情况，将18世纪荷伊斯高尔德（H?ysgaard）方言的发音与后世实际发音情况进行对比研究。他深受瑞典语音学家及瑞典方言学杂志编辑伦德尔（J.A.Lundell）的启发，先后深入丹麦各地，接触访谈学生和农民，研究丹麦方言，从中结识了丹麦民俗方言学者菲尔伯格。（H. F. Feilberg）
1886年，斯德哥尔摩召开北欧第三届语文学研讨会，叶氏抓住这一契机，联合维斯顿和伦德尔，强烈抨击了当时保守低效的外语教学法，发起成立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外语教学协会”，推动外语教改。他为协会选取拉丁文名称“Quousque tandem”，意为“对落后的外语教学此时不痛下改革决心，更待何时”，用意明确、切中要害。同时他为协会起草了《语言教改纲要》，着重反对死记硬背语法规条，反对教学中采用不关联、甚至无意义的句子，强调限制翻译法和母语的运用，代之以行之有效的操练方式。这几点主张曾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叶氏陆续在会刊上发表文章，论述外语教改理论与实践问题，日后扩展成为《外语教学法》（Jespersen，1904）。为贯彻上述理念，叶氏开始编撰法语和英语教材，推广教改理念，并不奢望经济回报。Jespersen，1960：841）
19世纪80年代外语改革运动中，叶氏结识了英国语言学家亨利·斯威特和挪威学者约翰·斯多姆等改革派领军人物，并终生视之为良师益友。他既与本国语言学界前辈时贤保持长期友谊，也与国外同行的俊杰精英长期保持联系，前者如菲尔伯格、尼罗普（K.Nyrop）等，后者如法国帕西兄弟（P.Passy & J.Passy）、德国舒哈特（H.Schuchardt）和费叶脱（W.Vi?tor）、挪威的维斯顿（A.Western）、瑞典的伦德尔等。总之，叶氏的成就除了靠自身勤奋，也有良师益友的点拨提携之功。
（五）游学欧洲邻国，开拓学术眼界
自1 8 7 7 年秋入学至1 8 8 7 年夏获硕士学位， 叶氏在哥本哈根大学历经十载寒窗， 始于法理学、止于语言学，本硕相衔接，却未曾设想毕业留教于母校。1887年暑假伊始，他即踏上旅程，游学欧洲邻国，以期提高外语技能（Jespersen，1960：841；Juul，et al.1995：6 1 ） 。在伦敦， 他拜见斯威特， 幸遇费叶脱， 认识了穆雷（ J . M u r r a y） 、基恩（ A . H . K e a n e ）、弗尼瓦尔（F.J.Furnivall）等语文学界知名人物。在牛津大学，他选听了斯威特的语音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讲座。他聆听演讲、观看戏剧、体验学术沙龙，尽量接触当地各种口音，更设法到大英博物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投入大量时间，准备撰写专著，编写音标标注的英语教材，推广其“不用字母的系统”这一主张（Jespersen，1889）。游历途中，他接受恩师汤姆森的敦促，准备致力于研究英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为日后在母校竞聘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创造条件。同时，他接受斯威特建议，赴德国莱比锡，聆听布鲁格曼（K.Brugmann）、雷斯琴（A.Leskien）等人的讲座，拜见了德国语言学界多位名流。他接着游学巴黎、会友观光；最后前往柏林，师从朱比查（E.Zupitza）和霍弗瑞（J.Hoffory），研究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当时叶氏并无固定收入，到国外游学这一决定需要何等的魄力，不难想象。他继承了父母一份菲薄的遗产，也获得哥本哈根大学一笔微薄的助学金，但依然入不敷出，因此只得向亲戚借贷。然而，他从未为游学花费而犹豫，更未因此而后悔。国外游学经历拓宽了学术视野，为他成为世界级语言学大师奠定了基石（参看Frederickson1972：173）。
尽管游学耗资欠债，但他次年回国却放弃了议会速记这一报酬不菲的兼差，专注于教学和科研。1891年春，其论文《英语格研究》（Jespersen，1891）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893年春，年仅33，他即受聘为哥本哈根大学首位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从此，叶氏安居乐业，在既定体制内为哥本哈根大学各项改革竭尽全力。
三、叶斯柏森的学术主张
（一）研究不厌其细，探索不厌其深
叶氏把大学课堂讲授与语言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重视语言鲜活的一面，也重视其演变过程。有些人认为语法研究是雕虫小技、舍本逐末，叶氏针锋相对予以驳斥：生活本身是由细枝末节构成的，重要的是以小见大。所有的科学探索都关注大量的细节——孑孓的研究是这样，彗星轨道的研究是这样，国别史上特定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这样，只不过细节的意义对未入门的人并不明显而已（Jespersen，1960：844）。这说明叶氏把他的研究建立在实际使用的语言之上。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个别到一般；不着眼于具体事实，不研究具体细节，怎能抽象出一般的规律？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搞研究的不应纠缠于研究能否产生直接利润或显性效益，因为成果效益的产生往往出人意外；何况人类具有探索未知的天性，哪怕最不起眼的发现，都会令人感到快乐。研究的回报在于研究的过程，在于探清前人所未知而伴随的快乐。这一鲜明观点曾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参看Jespersen，1960：848）。他矢志科研、赤诚奉献，由此可见一斑。
（二）把握语言本质，洞察人类灵魂
叶氏认为，语言研究首先应从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出发，准确理解文本内容，洞察人类精英的内心思想；其次，一旦结合文本了解了言语是什么，也就能够了解人的心灵是什么。言语是将人与人、思想与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最高尚的工具，完全值得重视和研究。除非了解言语，否则思想的本质无从可知。如果说书面语损害意义，那么口语则赋予生命（Jespersen，1960：844）。没有言语，则无逻辑可言，因此“言语逻辑”和“语法哲学”均应加以深入研究。他引用英国诗人丁尼生（A.Tennyson）的诗句：“宛如自然，词语将其内在的灵魂，一半显露，一半隐藏”（Jespersen，1905：16）。英语由于某种人文精神，处于目前的状态，虽若隐若现，却已表现出其“内在的灵魂”。叶氏引用丁尼生的诗句，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可见，叶斯柏森“远比沃尔夫学派的人们更加相信语言与操该语言者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影响”（Quirk，1905，参看Jespersen，1905：Preface），更强调语言体现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三）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欣赏他族优秀文化
语言和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衍生物，要了解一个民族，首先应当了解其语言文学。叶氏认为，无论你研究语言还是文学，都应关注现世种族间的文明程度，更应正确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爱本土、爱人民及其语言，同时对其他民族心怀善意与同情；狭隘民族主义者则抱着一种憎恶、蔑视甚至仇恨的态度对待一切陌生事物。这是一种“沉疴痼疾”，凡关注人类和谐生存的人们均应自觉加以抵制和讨伐。狭隘民族主义源于无知，因此从语言文学角度增进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必将有助于克服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欣赏和传播异族优秀文化，是当代外语人责无旁贷的崇高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尘埃甫定，和平主义者叶斯柏森认为必须尽快治愈人类创伤，恢复正常国际关系，增进友好往来。为此，叶氏把培养博爱情怀以及欣赏、传播别族他国优秀文化这一教育工作视为不可推卸之责任。本着这种热忱和不懈的追求，他毕生致力于外语研究与教学，与学生保持着深厚情谊，这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力量源泉。（Jespersen，1960：845）
（四）分工不必分家，文语应当兼修
专业分工趋势明显，文学和语言的研究分成两大学科。分科出于分工研究之必要，但不应彼此分家。如何做到分工而不分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拒绝回答学生关于古典诗文辞句的读音和训释之类问题，竟理直气壮地说：“这，你问古代汉语老师去！”不少文学教师只讲时代背景和作家生平，不屑“寻章摘句”。另一方面，语言教师也存在着文学素养差、文化底蕴不足之倾向，这在我国外语教师中尤为明显，盖因近几十年外语教学基本上抛弃了“文学道路”。殊不知，文学和语言学互相依存、紧密联系；文学教育为素质教育所不可或缺。文学专业的人要加强语言训练，语言专业的人也应提高文学素养。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应该互相沟通、互为补充（周流溪，2003：28）。早在1920年，叶氏即对学科间彼此隔绝现象提出批评，体现了远见卓识。
（Jespersen，1960：818-819）
语言与文学同属人文学科，浑似“连体婴儿”。诚然，多数人只能选择文学或语言加以专攻，以冀有所建树，但叶氏强调两者不可偏废。他更反对割裂语言文学，提议将两者整合为诸如“英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之类大学科（Jespersen，1960：819），相应地设立“联合教授职位”⑤。这就对有志追求教授职位的年轻学者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学术界庶几可望涌现兼顾文语、跨学科的通才，从而纠正分科过细、学科间藩篱林立之弊端。
不读外国文学经典原著，或许也能凑出一篇文学评论，但不通晓某一民族语言，则绝难了解该民族文学之本质，更无法采撷其文学精华，因为文学作品一经翻译，总会丧失原著风味。只有通过研究高雅的文学语言，才有望揭示语言学上某些重大问题，因为文学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演绎的结果，而文明国度中的伟大诗人对母语的造诣已是炉火纯青（Jespersen，1960：820）。读莎士比亚、雪莱等名家杰作，珠玑妙语随手可撷，真知灼见频仍闪耀。叶斯柏森兼通语言文学，对乔叟情有独钟，从乔叟诗歌教学中得到极大精神享受，并著有相关作品（参看Jespersen，1893），在学科兼容方面树立了典范。
另外，语言是音义相互依存的统一体，缺乏语音学基础，难以欣赏外文诗歌，甚至无法欣赏高雅的散文。为此，叶氏极其重视语音学的作用。
（五）打破学科壁垒，拓宽学术视野
192 0年，叶氏担任“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主席，在就职仪式上围绕“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协会”三大关键词发表演说，阐发学术理念（Jespersen，1960：817-833）。他开门见山，指出人文科学研究必然涉及历时性，“现代人文科学”则更突出时代性。正因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现代人文科学更彰显其特征和学术品位。他认为，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价值毫不逊色于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学研究，甚至更有研究价值，因为研究者能够直接体验和观察现实生活，而不仅仅基于年代久远、辗转流传的文本（Jespersen，1960：822）。他认为语言学界重古典而轻现代、重书面而轻口语的倾向颇为有害。
叶氏重视语音学研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提议将“国际语音协会”并入“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以推动语音学研究。他主张研究会既要鼓励学者专攻所长，又要推动各领域研究齐头并进，拓宽学术视野。个人的研究范围往往狭窄，因此要时时关注个人研究领域所属的大学科（Jespersen，1960：825），保持宽阔视野，否则很难卓有成效地开展研究。例如，不熟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革命文学，则无法研究雪莱；不研究哥特语及高地德语，也不熟悉20世纪现实言语中的双元音，则无法研究古英语的双元音。他强调：脱离文学，语言研究难成大器；不研究语言，文学研究难毕其功；专业化研究优势明显，但绝不应被过窄的专业遮蔽视野、束缚思想。“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旨在推动领域间通力合作，拓宽眼界，开阔思路。医疗部门倾向于将五官科分为耳科、鼻科、眼科、喉科，设若再将耳科分为左耳科和右耳科，鼻科分为左鼻科和右鼻科，那是何等褊狭的做法！他对这类琐屑的分工不以为然，提倡打通相邻学科，避免狭隘的分工。
（六）超越功利主义，加强横向合作
叶氏将“研究”定义为“超越个体功利，为全社会谋利益而致力探寻真理的行为”（Jes per sen，196 0：825）。他主张学者当勉力著书立说、奉献知识成果，反对一味汲取他人成果、不思奉献之慵懒倾向。地道的学者应当经常着想如何借发表论著吸引同行关注相关的问题，考虑自己的研究如何有益于人类。他乐于和读者分享优秀科研成果，更乐于借优秀成果消除根深蒂固的谬误（Jespersen，1960：826）。一切研究首先都应消除急功近利之心，古典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研究同样需要冷静扎实的工作。
叶氏强调学者之间需要开展横向合作，任何研究活动均无法脱离他人的研究而独立进行，而“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更应重视学者之间的个体合作以及国家之间的全局合作，尽量借鉴并且受益于他人的研究。从效能角度说，同行之间自觉合作、互通信息，可以取长补短，避免产生雷同作品，节约人力物力。他的上述主张实际为“学会（协会⑥）”一词下了一条明确的脚注。
叶氏认为，合作固然必要，但在各项研究中个人的智慧更为重要，毕竟科学研究并非纯依赖合作就能取得成果，而不少上乘佳作向来是由个人勉力而成。最能启迪心灵，给精神以最大快乐的，历来是那些体现作者个性、道他人所未曾道的传世力作。诗歌和其他艺术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亦不例外。这些观点极富见地。
四、结语
叶斯柏森是语言学界公认的泰斗，却未曾以名人自居，从不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与同行分享求学经历和治学体会，包括积累语料、做笔记、记录文献资料、标明引语出处、使用工具书等细节。他指出：引语若不标出处，对于文章毫无价值（Jespersen，1960：832）。他认为文学欣赏与语言研究可以找到理想的契合点，建议随时留意要点、佳句、适例，随手圈点。几十年间，他从阅读文学作品中记录了数以万计的卡片，为《现代英语语法》等传世佳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叶氏是有史以来杰出的英语语文学家，鲜有人能出其右，但他对晚生后辈毫不故作神秘，相反坦承自己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虽长达数十年，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不如母语那样娴熟（Christophersen，1994：23）。这番平易近人的话语，却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学者真诚朴实的宝贵品质。
叶氏强调学者应善于借鉴他人经验，研究者应为社会谋利益，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在手册、索引、词典等工具书编著过程中尽量考虑方便使用者，避免耗时费力。这些细微之处尽显其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
在教学上，他兼顾语言和文学，精选马洛、莎士比亚、彭斯、雪莱、布朗宁等名家著作或如史诗《贝奥武甫》等经典作品，多方设计，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他强调理解文本细节，同时注意文学观点，力图将自己对文坛泰斗的崇敬之心移情于学生。他从乔叟描画人物的技巧中获得很大启示，每学期对课业形式和内容都加以精心调整，力戒翻炒冷饭，以便有利于引出学生的创见。
他为哥本哈根大学各项建设献计献策，在校务改革上发表远见卓识；在文史资料室的建立、教师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学生委员会的设立与健全、奖学金分配制度的改进、博士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的出版等诸多方面，均体现他的建设性意见，体现了学人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作为学者，他朴实执着；身为人师，他和蔼可亲。不论是同事间合作，还是课堂内讲授，叶氏均乐在其中。哥本哈根大学十载寒窗，叶斯柏森方获得硕士学位，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他畅游学海、徜徉书山，翱翔于语言世界，倾心倾情探索，随时注意积累。惟其不急功近利，力戒浮躁，苦练内功，才换来日后硕果累累。他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丰富的治学经验，为晚生后学指出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也给世人留下许多反思和回味。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叶斯柏森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08JA740024]。）
注释：
①叶父前妻早逝，育有三男；另加同母哥哥，共有四位兄长。②“拉丁语言文献学学者”英语称为Latin philologist, 亦可译为“拉丁语文学家”。
③其“不用字母表的注音法”（analphabetic system） 即以此为蓝本扩展而成。
④Jespersen（1884）经威廉。汤姆森敦促， 以丹麦语在《北欧语文学杂志》述评维斯顿（Western1882）和拉森（Larsen1882,2ndrev.ed.）分别所著的英语语音学论著。Jespersen（1886） 以德语在《国际普通语言学杂志》上发表了论述语音定律的文章。⑤英语为“joint professorship”，不妨译为“联合教授职位”。⑥英语“association”一词可作“协会”“学会”“联合会”等意义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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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远 南京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210046；张殿恩北京联合大学外语教学部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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