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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及其启示

时间:2023-02-27 11:18:59 综合教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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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国外多元文化教育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政治或教育的理念,一项教育改革的运动和一个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多元文化课程目标也经历了单一种族取向、多元种族取向、多元文化教育取向、多元文化教育重建取向的发展历程。以此为背景,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由平行式向整合式再向拓展式演进,为我们解决在国家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如何体现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0世纪初叶,“文化多元论”作为一种对“同化论”反叛的理论于美国问世。伴随60年代欧美民权运动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走出书斋进入政坛,被纳入一些西方国家的国策之中,以此为背景,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在西欧、北美及澳洲等国家初现端倪,并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教育的理念、一项教育改革的运动和一个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的发展
  作为对西方国家民族复兴运动的反响而出现的多元文化教育,最初以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来定义,目标是力图通过学校教育的改革,使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社会阶层群体的学生可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保持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后经少数民族、女性主义者、文化不利者、低社会阶层者等弱势族群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后多元文化教育内涵发生了演变,成为了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其目标也有了不同的表述。比如,高尼克(Gollnick)在80年代初综合各国学者的论述,提出了:1、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特性与价值;2、促进人权观念和尊重个体之间的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3、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生活选择的机会;4、全人类的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5、促进不同种族间权力分配的均等五个方面的目标。90年代初古特佛里森(Gottfredson)等又提出:1、使学生形成客观、平行的历史观;2、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相适应;3、每个学生都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4、通过教育系统向学生传授多元文化理念;5、提高少数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尊重和自尊。[1]目前,多元文化教育除以上目标外又向发展文化意识、发展文化间能力、反抗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偏见和歧视、提高全球意识、发展社会行动技能等方面演进。班克斯(James.A  Banks)以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为背景,描述并归纳了多元文化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单一种族阶段、多元种族研究阶段、多元种族教育阶段、多元文化教育阶段、制度化阶段。并强调指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取向是促使每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种族、文化和性别团体的学生能够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帮助所有学生获得未来跨文化社会中所需的民主价值观、信念、知识、技能和态度。[2]鉴于此,国外多元文化教育主要表现出三种实施途径:课程开发、成就提升、群际教育。在学校领域,这三种模式往往集中表现为通过课程的改革即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这一核心途径,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
  课程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在教育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泰勒(Philip  H.Taylor)在其《课程研究入门》一书中指出:课程是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运行的手段,没有课程,教育就没有了用于传达信息、表达意义、说明价值的媒介。正因为课程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多元文化教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学校课程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依次渐变的多元文化课程目标,成为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演进的背景。纵观国外多元文化课程目标演变的历程,大致呈现以下几个阶段:
  单一民族取向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这一阶段以“民权”运动为背景,少数族群要求学校教育应使少数民族子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学校课程应反映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美国的少数民族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批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学校度过的几十年的学习生活并没有能使他们了解、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即使有,也是书本中以白人中产阶级的观点所作的歪曲的描述。这也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指出的:在美国教育史上,教育委员会一致坚守西方白人文化中心的原则,反对对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东方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集团实行不同的课程。[3]根据这一状况,美国黑人及少数族群呼吁在自己的社区增设学校,并使自己成为学校的实际控制者。呼吁课程中突出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打破白人中心主义,开设少数民族研究课程。因此这一阶段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是想通过提供一些课程,讲授文化上不同的东西。既教给少数族群学生一些知识、技能以便使他们自愿地进入主流文化,又使他们具有保持自身文化活动的技能。比如自1968年以来,美国密执根州教育委员会资助了两年一次的课程研究计划,主要研究在教材中如何准确描绘美国这一多元化的社会,开始以同情和尊重的态度讨论少数民族社团,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描述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共性。英国60年代对少数民族和移民教育的重心从教授英语向介绍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内容转变,强调少数民族与其生活的社会及文化相统一。
  多元种族教育取向阶段(也称文化间教育取向阶段,20世纪70-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打破第一阶段的单一种族观,倾向于所有学生加入种族文化的研究学习,多元文化课程目标倾向于旨在沟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许多学者对一元文化为中心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课程不仅对主流之外的少数族群学生造成心理挫伤,产生对学校提供的课程的疏离感、自卑感,削弱学习动机,产生人格内部的文化冲突。对于主流群体的学生也有负效应,容易使他们形成错误的自身优越感,对各民族、群体间的关系造成误解。同时也剥夺了他们从其他族群的知识、观点中获益的机会,不利于他们自身文化观念的反省与发展。因此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转向多元种族教育取向:培养理解他人的不同方式、信念;培养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深层文化结构的技能,从而减少偏见,增加对他人的认同感;培养儿童从不同文化视角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欣赏不同的文化、价值及思维方式,更加有效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在加拿大多元文化课程目标中这种趋向最为突出。
  多元文化教育取向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期):这是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泛化阶段,它可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多元种族教育的泛化,认为只增加种族文化课程内容,不足以培养儿童从不同文化视角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能力。对于少数民族的儿童而言,只增添种族文化的课程内容并不能使他们与处于主流文化中的儿童获得同等的学业成就。1993-1995年间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者在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黑人学生中进行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学生们共同陈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习以这些主流文化为中心的课程?他们理想中的教育应该是弃绝偏见和歧视,与自身文化相关的,富有意义和个性化的多元文化教育。[4]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逐渐明白,只进行单一种族群体的研究以及文化材料的学习,是不能导致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而使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儿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课程领域呼吁更广泛的内在改革。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泛化到对整个课程变革的关注,尤其是对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策略的关注。
  第二个层面是无所不包的多元文化教育。随着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从少数民族、移民、有色人种扩展至妇女、残疾人、多种信仰团体、不同社会阶级以及各地域群体,多元文化课程目标拓展为尽可能提供给个体和群体平等的机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增强人的尊严感和民主意识等更广泛的领域。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教育变革过程。它不仅限于课程形式的改换,最根本的是课程观念的更新。多元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的反映应在发挥文化传播功能的同时,反映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探知文化深层价值。
  多元文化教育重建取向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阶段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突出强调反映多种文化群体要求,强调课程的重新设计。尤其是通过对课程含义的重新审视,建基于新的课程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必须对学校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统整,通过课程的改革促使每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种族、文化和性别团体的学生能够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帮助所有学生获得运作于未来跨文化社会中所需的民主价值观、信念、知识、技能和态度。因为有效的多元文化教育最有可能发生在一个接受、鼓励并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学校环境中。为此,班克斯认为必须要重建学校,使学校具有以下多元文化特征:1、教师和教育行政主管对所有的学生都持有相当程度的期望,应以正面的态度和积极关怀的方式予以回应;2、正式课程中反映两性和不同族群文化团体的经验、文化和见解;3、教师的教学方法能配合学生的学习方式、文化和学习动机的形态;4、教师和教育行政主管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5、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呈现多种文化、族群和种族团体对事件、情势与概念的见解;6、学校所采用的教学评量和测验方法能够谨慎处理文化的议题,并使有色人种学生在资优和特殊才艺学生团体中占有相称的比例;7、学校文化和潜课程能够反映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8、学校的辅导员对来自不同种族、族群和语言团体的学生具有高度的期望,并协助他们设定、了解积极的职业目标。[5]多元文化课程的目标必须为获得这样的教育环境而建立课程整体战略。改变以往显性课程的统治地位,将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加以统整,鼓励民主的课堂和教学实践,以期获得更好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
    二、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
  何谓课程开发?《牛津英语词典》把“开发”解释为“一项计划、方案的具体细节的确定或小说情节的完全展开”。按日常用法,“开发”既包括一项制定好了的计划,也包括这项计划中具体内容的确定。课程开发也就指准备一项可操作的计划或者编制出一套教学大纲及其配套资料,以供班级教学使用。凡是保证某项计划及其配套资料有效性和充分性的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课程开发活动。根据课程开发的内容来源,可以将课程开发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编,即所有的课程成份都是新开发的,没有依赖现有的课程材料。另一类是改编,即从现有课程材料中选择合适的成分并稍加改进,如课程的选择、补充、拓宽、加深、整合等。根据课程开发的主体,又可分为“用户开发”与“外部人员开发”两种模式。从现有的情况看,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基本采用改编,将新编与改编有机统整。并由“外部人员开发”演变为注重“用户开发”,形成了以平行式、整合式、扩展式为主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
  平行模式:该模式与少数种族群体强烈呼吁在现行课程中增加非主流文化知识的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相对应,在对少数族群开设主流文化课程的同时,平行开设有关少数族群文化内容的课程,以“讲授文化上不同的东西”。在实际操作中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单独开发出关于某一种族文化的课程,如移民教育课程、母语教育课程、黑人研究课程、亚洲研究课程,将不同种族文化群体的独特文化知识平行增添进学校课程体系中。二是通过对主流文化课程的识别,分析少数族群到底需要哪些知识。
  英国学者詹姆斯·林奇认为这种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模式具有友善的象征意义,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课程开发模式由于课程开发主体仍由外部人员组成,课程内容仍以主流的观点来诠释,使这种课程常充斥流行及象征性的无实质意义的差别待遇,好似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小饰品。当这种未经转化的课程直接灌输少数族群文化的内容时,学生将从西方传统的准则和观念架构来看待族群经验,再加上零散地介绍及在知识层次上属于较低层面,往往会使学生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另外该模式只要求属于本族群儿童学习自己的伦理文化知识,彼此隔离的课程则易导致单一种族封闭儿童的产生。奥尔和凯斯特在《索布亚鲜有改变的儿童》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好莱坞附近上学的小女孩,在一篇关于一个贫穷家庭的作文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妈妈很穷,爸爸很穷,兄弟姐妹很穷。女仆穷,管家穷,护士穷,厨师穷,汽车司机穷。因此,詹姆斯·林奇认为将零星破碎的亚文化内容平行加入学校课程中是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最低层次。应做的仍是以整体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对多元文化课程中那些含有行为目标分类的模式,夹有较负面的感情,它有个基本假设,目标与课程实践的内容或方法之间存有一种机械式的关系,而且它不把多元文化课程视为一个整体,却只经由对目标之介绍,直接跳到特别的教育活动或主题,或科目领域,丝毫不把课程视作整体架构。”[6]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目标应置于高层次的认知层面,鼓励清晰地思考,批判地进行推理、决定及社会行动。在对单纯开发种族文化课程而导致的后果进行反思后,演变为以整体的方式进行多元文化课程开发。
  整合模式:该模式重在考虑多元文化知识与现有主流文化课程的整合。认为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不是简单地将多种不同文化加在一起,而是需要彼此间的接触、作用及相互渗透。德国学者吕克尔多认为:只有把面向实际的经验课程和具有现代化科目的课程结合起来,一种多元文化教育才能实际出现。[7]美国学者班克斯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由浅入深、渐进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整合模式。[8]班克斯提出的课程整合模式包括四种途径:贡献途径,运用于学校和地区,试图将种族和多元文化内容整合到主流中心课程中。贡献途径是整合的第一级水平,其特色是在课程中插入种族英雄和分立文化的制造物。如在课程中突出少数民族的多种节日、纪念日和各种庆典,介绍少数民族宗教英雄式优秀人物的贡献。如在马丁·路德金诞生纪念日、美国黑人历史周等特殊日子,教师与学生一起参加庆祝仪式并选择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建构临时课程,展开案例式教学。虽然这种整合模式较易于操作,但却无法使学生形成对种族文化的整体性观点,易造成种族传统文化学习的“枝末化、无意义化”,无法展现整体的充满活力的民族伦理文化。附加途径是将有关种族文化的内容、概念、主题式主要观点添加入现有课程之中,但不改变现有课程结构、目标或特色,只是以单元或在课程进程中添加进种族文化内容。但该途径容易使学生用主流文化的观点来审视和判断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易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变换途径是指课程的目标、结构和透视方法已发生变化,学生能从不同文化、种族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的概念、主题与观念,能帮助学生发展知识建构的能力。比如研究美国历史、语言、音乐、艺术时其重点不在于研究不同的文化群体对美国主流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上,而应放在美国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产生这些不同的文化上。如对主流文化中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知识,如果采用不同文化的观点来重新建构,就会变成:哥伦布的到来使得两种“文化相遇”。这就改变了原来立于主流文化,并以此作为内容取舍标准的状况,从而用平等的眼光审视不同伦理文化。社会活动途径则结合了转变途径,增加了如何使学生真实、完整地构建文化知识,并进一步提出了能力方面的要求,如在反省中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做出相关决策,采取相关活动的能力。这种途径需要大量的课程设计和教材准备,并需要给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条件。
  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整合模式,尽管从多方面优于平行模式,但多元文化课程不是增加一门或数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课程,也不是要把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都纳入课程中,因为:1、这将导致负荷过重;2、不是所有文化都有同样价值而可被接受;3、文化必需具备调适性和功能性;4、它将无法使文化间有充分的交集和共通的背景,据以保障社会的凝聚。[9]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整合模式提倡将不同种族文化纳入课程,也常常导致教育工作者莫衷一是,无法决定究竟哪一种族的文化是首要被关注的对象。多元文化课程过分强调教室的文化与人类关系的差异,不区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从理论和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不应该把多元文化教育看作是目标导向的教育,而应该看作过程导向的教育方式,应将整个学校环境或学校系统加以改变,如师资、教学、行政等等,强调学校整体的改革。多元文化课程开发不应仅仅停留在教科书和课堂之中,应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
  拓展模式:该模式是在既有的课程脉络下,强调教师与学生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力图充分开发学校各方面的课程资源,达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美国学者班克斯认为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应涉及五个方面:内容的整合(content  integration)、知识的建构(knowledge  construction)、减少偏见(prejudice  reduction)、体现平等的教育学(an  equity  pedagogy)、富有活力的校园文化和社会结构(an  empowering  school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目的在于培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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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能力,造就能跨越自身族群文化限制的人。然而如何开发出涉及诸多方面的课程?毫无疑问,学校一开始就有着“图画的气氛”(Pictorial  atmosphere),将文化间的交互作用如图画一样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了。[10]因此该模式强调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必须充分利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教育的整体情景。强调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显性课程、隐性课程的规划。强调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视教师为研究者、开发者、新知编整者和创造者;强调学生、社区、家长在多元文化课程开发中的地位;强调学生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课程资源,而不应该让教师牵着鼻子走。若“以开放性的教室持续地鼓励孩子以自己的文化语汇(cultural  terms)参与,并将自己的文化带入游戏之中,将有更多的可能使大多数的孩童达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11]强调深层文化价值对不同种族儿童的文化学习风格的影响,注重在有文化差异的社会中和多种文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教学和学习取向;[12]强调培养批判性思维、决策,社会参与、群体交流;强调在评价方面的多元化,甚至可以允许学生选择一种最适合表达他们已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测试方式,可以通过对自己进步的评估及一系列可以使学生学以致用的研究项目来完成。目前这一模式是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高级形态,然而由于其在开发中难度较大,涉及方面较多,可操作性较差,也未找出有效的例证,更多是停留在课程学者的研究中。
    三、几点启示
  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适应了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在西方遭到来自各方人士的非议,如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可能会造成各群体为了各自权益而冲突与分裂;多元文化课程难以将所有的多元文化内容纳入其中,因为课程的容量有限,学生学习能力有限,而且有些文化可能只适合于本族学生,而对于非同一文化族群的学生则没有接受的必要。美国学者沃尔持(F.walter)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接受本族文化教育的学生固然可能产生疏离感和无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学生将会失去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的机会。“从总体上看,竞争力而不是文化才是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要关心所在”。[13]但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却为我们在课程中处理文化间的沟通与整合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的模式,在整合不同文化的过程中表现为:在形式上从一元到多元并存。三种模式虽依次演进,但并非绝然分割。即使是拓展模式中也包含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课程,如母语学习课程。整合模式中也蕴含着拓展的成分,如让学生充分参与、积极讨论以便主动建构知识,教师成为价值的中立者等。三种模式是一种融合与超越的关系。在课程设计上从传统的目标导向模式演变为过程开发模式。如英国在开发多元文化课程中积极采纳斯腾豪斯课程理论,为学生创设“开放教室”,充分利用学校、社区课程资源,课程设计渗透到各学科的活动中。重视课程开发的过程,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而非编写教材等这样的课程结果。在方法论上从技术层面转向伦理基础层面,力求课程反映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探知文化深层价值。就开发主体而言,由课程专家的单向度开发主体转为教师、学生、社区、学校、家长共同开发的多元主体。在所涉及的课程类型上,从关注学科课程到关注活动课程,从重视显性课程到发现隐性课程的价值,从强调正式课程到开发非正式课程。总之,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积极有效地探索了在国家普遍文化的前提下,如何体现多元文化的需求,为各国制定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也为学校课程中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典范”提供了有益经验。
  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措施,经过建国50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在数量与规模上已不是主要问题,其关键是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美国学者曾在1993-1995年期间对美国黑人儿童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普遍认为如果在学校中能学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内容的话,学校教育就会对他们更有兴趣和吸引力,也会与他们更加相关和使他们更加投入。[14]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低落并非因其来自于贫困的文化背景,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学校文化不同之故。而这主要是学校的责任,因为学校并没有在他们带到学校的经验基础上展开教育,使他们时常面对“文化中断”带来的诸多困惑,从而影响他们获得高学业成就。虽然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外相比有诸多的差异,但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我国民族教育也要考虑和适应各民族文化环境,提高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克服学校教育的“文化中断”。众所周知,我国学校正规课程以汉语为信息载体,绝大多数地区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课程内容也主要以汉文化为背景。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往往与所学课程存在一定的文化隔膜。比如有学者曾指出,在小学教材中,让藏族儿童背诵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不谈《格萨尔王》,为培养藏族儿童刻苦钻研的精神只讲“悬梁刺股”却不谈宗咯巴或米拉日巴的艰苦求学,这样的课程远离了藏族儿童的生活空间,很难让藏族儿童感兴趣。因此,民族教育必须对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隔膜与中断给予充分关注,改革鲜有民族特色、不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大一统的课程模式,提高课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了使学校课程更好的反映文化、地区、学生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课程开发与管理机制,这为建立既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又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民族中小学课程体系提供了课程空间和制度保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至少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打破单一设置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模式;在保持必要张力的原则下,尝试整合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知识有机结合;将多种课程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关注活动课程、潜在课程、非正式课程;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探索地方与学校层面的课程开发;重视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使之成为课程开发主体。如此,必将会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民族人才产生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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