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工作刍议
1 地方文献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它作为祖国文化瑰宝，产生发展于一个地域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属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产物。
地方文献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1）鲜明的地方性。它翔实地记录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文教、史地等人文与自然状况，常常被称为“省情”、“市情”、“县情”等资料，是研究地方建设发展的主要记录根据；
（2）较强的历史资料性。文献著作内容来自实际，来自基层，往往属于原始记录，信息鲜活，内容可靠，针对性强，部分具有一定保密性，且印数少，一般不重印、再版。目前有人从文献的内容及其开放性，把党政及其领导人的著作称为红色文献，把报刊及一般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称为公共信息或白色文献，把内容不健康的著作称为黄色文献，把反动书刊称为黑色文献，把不公开发行或者书刊界线不清的出版物（如各地“政协”所编印的《文史参考资料口称为灰色文献，而相当部分的地方文献正是被人视作灰色文献，倍受海内外人士青睐，并竭尽全力搜集；
（3）文献载体的广泛性。以地域知识为内容的地方文献除包括传统的印刷型之外，其记录知识的符号（文字、图像、声音等），记录手段（书写、印刷、复制、录制等）及其相应的物质载体（竹木、纸张、缩微品、音像制品、机读件、多媒体等）为其他学科文献无可比拟；
（4）内容的时代性。地方文献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现状的发展轨迹，而现状的变化即为历史，同一主题的著作往往内容有所修订，其中不仅有现实发展的更新，也有历史新发现的补充，既表现出它的内容连续性，又反映了地域发展的阶段性。
地方文献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可以为认识某一地域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资料，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亦真”；可以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决策、规划及实施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以为激励人们热爱乡梓，热爱祖国提供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所谓“思乡愈爱国，忧国方恋乡”。为此，有人将地方文献的作用归纳为“存史、资政、励志”是非常正确的。由于地方文献具有一般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兴起两股热潮，经久不衰：其一是回顾热（含收藏热），诸如关于老照片、老字号、老街道、老器物、老新闻等的图书不断出现；其二是展望热，诸如研究21世纪的论文、著作不可胜数。展望未来的基础又必须是回顾历史。看来，地方文献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头号“猎物”，身价不断攀升，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而论，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的人士越来越多，每年接待读者都在3000人次左右，其中海外读者约占1／5。开发利用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据不完全统计，近年由各类型图书馆编印的有关地方文献的书目、索引及专题数据库达100种以上，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成果颇多，日益为社会关注。做好地方文献工作已列为各地方图书馆的首要任务。
2 地方文献工作的定位及其开发利用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迅速，成绩斐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类型图书馆入藏地方文献数百万种（由于各地对“地方文献”的界定不一，收藏相异，难以准确统计数量），关于地方文献工作研究论文达300多篇。这主要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百业兴旺，出现盛世修史的局面。各级党政机关、政协及民主党派组织、人民团体、教学及科研部门为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改革发展问题，同时，各企事业单位为营造自身的文化形象的需要，掀起修史、编志以及编写出版各种地方文献的热潮。社会各方面不仅编写地方文献的积极性高，而且出版量多，资料的品种全，地方信息量大，文献内容更新快，社会需求面广，各类型、各地区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也不断完善。
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指图书馆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工作过程。各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状况决定着它能否有别于他馆，而不落“千馆一面”的俗套，是办出自己特色的关键所在。特色就是生命力，特色不仅反映优势，特色更要着重显示效益。在新的形势下，为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需要明确地方文献工作的定位，加大开发利用力度，加强馆际协调、协作，以发挥更大效益。
2．1关于地方文献工作的定位
围绕地方文献工作，有三个不同概念需要加以界定，即“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工作”，“地方文献学”。笔者认为，当前还不存在“地方文献学”，因为建立任何学科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还是研究地方文献工作，或者既研究地方文献，也研究地方文献工作尚不明确，学科的性质是文献学的分支，还是图书馆学分支，它与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的关系如何，同样没有回答。二是要有准确的学科概念，目前我们且不谈建立一个学科的各种概念不清楚，就是最基本的“地方文献”概念也还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三是要有系统的理论。而理论的基本要素是概念，既然概念不完整，不明确，怎能去构架理论体系？四是建立起来的理论要足以能具体说明研究对象的规律，并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可以说，目前对地方文献工作的研究仍停留于一般工作现象的描述，缺乏科学的抽象，诸多概念、原理正在探讨之中。事实证明，任何研究课题匆忙称“学”都不能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且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忽视对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研究，对事业发展无所裨益。
地方文献工作是一项跨行业的工作。在本行业所谓“地方文献工作”并非泛称，而是专指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有别于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从事地方文献的生产、制作和传播工作，也有别于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主要着重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典藏工作，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一般不包括地方文献的生产、制作，仅局限于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典藏、流通和开发利用的全过程。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肇端于何时尚未有准确界定，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则被公认为本世纪40年代初，由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提倡，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开创的采访、编目、借阅、典藏“一条龙”的“馆中之馆”模式。其工作重点在于地方文献的流通、开发、利用，向社会各界提供服务。
“地方文献”的定义，据有人统计不下200种，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尽管各种说法互有差别，其基本观点仅限于四个层面：一是以某一地域为内容的文献；二是属于一个地域的出版物；三是包括一个地域名人著作、传记及相关研究资料；四是涵盖一个地方人士著述。在本文开篇，笔者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 3792-83）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试图与众说求同，不在刻意立异，它与“某一地域为内容”或“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惟用“知识”比“内容”、“资料”更为贴切），关键在如何去理解它们。
笔者认为，“某一地域的知识”可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或者称为主要知识和相关知识。属于“直接”、“主要”知识，容易取得共识。如果还包括“间接”、“相关”知识，第一至第三层面的观点（第四层面观点下文另述）那就可以容纳了。界定和理解“地方文献”概念应该着眼于地方文献的社会利用，地方文献之间的关联互补，以及图书馆的实际操作。其实，以上三个层面的文献密不可分，不管它们直接或间接都与地方内容关联，否则就不能形成地方文献的完整体系。
一个地域出版了什么书刊资料，拥有多少数量的登记、统计是某一地区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数的重要方面，如进而对著作定位、学术含量进行评估，就更能展示它的人文、思想倾向，社会发展水平。这些地方的出版物不管其内容涉及的学科性质均属某一地域的精神产品，是出版史料、文化志的基础材料，是地域状况研究的一个具有价值的方面，属于地方文献有机组成部分。诸如，自明清以来，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并称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乡”，尽管其年画不直接以地方知识为内容，而作为地方文献是当之无愧的。从图书馆藏书建设考虑，建立地方出版物的保存本库是十分必要的。当今全球逐步进入信息社会，在资源共享的形势下，各馆全面对入藏书刊建立保存本实在是一种盲目性，既造成馆际之间互相重复，服务质量低下，且相当馆藏文献也因保存而遭封闭，使本来就资源十分匮乏的状况“雪上加霜”。为此，各馆如能明确以地方文献作为特色藏书，并普遍建立本地区出版物的保存本，取消对所有入藏都存留保存本这一以藏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将不仅对一个馆的藏书建设，乃至对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是一个重要改革举措。有人认为，地方版图书不应全部列入地方文献，据对甘肃人民出版社调查统计，1949～1985年出版图书4444种，其中内容具备地方文献研究性质的约400种，仅占出版总量的9％。以此为佐证，试图说明将地方出版物全部列入地方文献并无实际意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显然把地方文献简单化了。试想，不全面查阅近20年来湖南出版的图书，怎能了解湖南在全国出版行业中创造的辉煌，及其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不系统掌握近年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又怎能知晓该社的文化视野、出版质量，及其对河南文化教育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在全国产生的影响。
地方名人是指革命活动、事业成就、学术成果在历史上被世人公认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某一地方名人应包括他们的祖籍或客籍，其著作内容不论是否涉及某一地域。至于某一地区名人的传记及对名人研究资料则无需考虑作者的籍贯，都应属地方文献之列。这些观点是与地方志中的人物志入传原则相一致的。通常人们述及某一地域的人文现象时，总要以“人杰地灵”、“一方风水养一方人”等说明人物与地缘的关系。看来，仅以直接记载某地域内容作为地方文献的标准是于情理不通的，例如，清代方苞、姚鼐、刘大櫆的著作对于了解清代散文流派——安徽桐城派；明代哲学家王艮的著作对于研究这位江苏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的影响；清代纪昀的著作及其研究著作对于显示沧州作为历史名城的底蕴；高剑父、高奇锋、陈树人、黎雄才、关山月的国画作品对于弘扬广东岭南画派传统……都是不可缺的地方文献。
对于名人著作、传记及其相关研究资料的确定应该是严肃而有所节制的。现有一种观点，把“地方文献”扩展为第四层次——地方人士著述，这就失之过滥了。从人文学的角度看，文献是人类智慧、感情的载体或外化物。文献的本质是学科的属性、知识的内涵、知识的活性（信息特征）、知识的形态（加工的层次）。文献作为作者的精神产品、科研成果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作者的思想、感情、知识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变迁，其著作内容亦随之发展、变化。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图书馆的文献工作，即不仅要以文献的学科去组织文献，还要进而以文献的知识去服务读者，也就是说，地方文献首先要以决定著作本质的学科属性去进行整理，而无需甄别著作责任者是否属于本地域人。例如，文学作品的整理首先应考虑语言是文学的基本要素，文学是语言与生活结合的产物。文学作品应以作者使用的语言去类分它属于某种文学、某种体裁，而不是国别、籍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关于文学作品的分类弊病就在于以国籍定作品的基本属性）。由于我国籍贯的确定并不科学，往往祖籍与出生地、从业地相距甚远，而一个人的成就主要因素在于他毕生的事业，与祖籍、出生地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如果各地普遍建立“×籍人文库”，不仅将出现馆内及馆际之间的重复、浪费，而且在客观上亦有产生狭隘地方倾向之虞。一般地以作者的祖籍、客籍作为“地方人士著述”入藏标准，势必把任何文献都作为“地方文献”，因为所有文献的作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要与一定的祖籍或客籍相联系，如此滥称“地方文献”也就没有真正的地方文献了。之所以将名人著作、传记及其有关资料作为地方文献，是因为名人的业绩、成就、影响以及著作提供的知识，对于研究某一地域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仅仅以他们的祖籍或客籍为归属。例如，李叔同（弘一法师）祖籍天津，出家后居住福建泉州开元寺，一生著书立说，弘扬佛学，并圆寂于泉州。把他的传记、著作及有关资料列为泉州地方文献，在于以他与开元寺及泉州佛学史着眼，而不是他的籍贯。此外．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个人既有一个祖籍亦可能有几个客籍（据有关材料披露，一个人终生居住迁移，外国人平均为8次以上，中国人平均为1．5次），今后随着社会进步，人口的流动必趋频繁，因此对一些作者的籍贯往往无从了解、确定，致使籍贯作为文献整理的首要标准殊难操作。不可否认，建立“×籍人文库”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可以征集到一些资料，解决馆藏匮乏问题，但也不免出现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得不到，或者所获甚微。而一般资料则过多过滥，久而久之不仅事倍功半，效益无多，甚至成为包袱。
对“地方文献”的理解是涉及地方文献工作的定位问题。笔者认为，要“有位才有为，有为才有位。而有为又必须有所不为”。也就是说，对地方文献工作必须首先有一个准确定位，才可能有所作为，取得应有效益；有所作为，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而要有所作为，又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明确自身的工作任务——哪些工作该做，哪些工作不该做，哪些工作需有所选择做。
2．2关于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鉴于地方文献内容广泛，涉及一个地域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加大开发利用，服务当代，造福子孙，是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
（1）转变地方文献工作观念。要充分认识信息时代图书馆须完成从组织文献到组织知识的转变，逐步将传统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从以文献载体为对象，做一般描述性的揭示，逐步深化至对文献所包涵的各种专题信息单元的开发利用；将“等客上门”的传统“守书人”，做简单的“二传手”，提供借阅书刊服务，转变为主动、全面提供信息服务。
（2）将文献信息开发纳入日常工作计划。要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入点；明确信息开发工作定位，活化静态资料，提高开发的目的性，力求信息产品适销对路，发挥应有效益。
（3）以二次文献工作为文献信息开发的基础。二次文献工作应以编制馆藏目录、联合目录为起点，首先查明与本地区有关的书刊资料，再延伸到编制各类型索引（篇名、人名、主题）。在这方面，甘肃省图书馆具有较为成熟的工作经验。该馆自建国以来编有34个专题书目索引，其中《甘肃省所藏西藏和藏学档案史料目录》、《丝绸之路文献叙录》、《黄河书目索引》颇富参考价值。此外，由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牵头，包括17个各类型图书馆参编的《东北地区地方文献目录》亦甚得好评。在各种二次文献基础上，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有选择地编辑专题资料、研究综述，或者对古籍重印、校点、注释等等。诚然，文献信息开发的基础工作，不能与深层次的开发工作对立起来，为适应社会各方面需求，合理使用专业人才，从实际出发，也可以同时“多管齐下”。而不论任何文献信息开发最后都要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联系起来，建立以专题书目、索引数据库为重点，再深入到各种专题全文数据库，并提供自动化网络服务，形成良好的地方文献检索与服务系统。
（4）完善地方文献工作的人才结构。进行地方文献信息开发工作需要图书情报专业与文史专业人才的结合，没有双重的人才结构，既不能做好必要的基础工作，更无法站到开发项目的制高点，打开地方文献工作的局面。惟有专业人员紧密合作，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形成良性互动，提供体现各类专业人员自身价值的环境，才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稳定地方文献工作队伍，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2．3关于开展馆际协作问题
现代图书馆是一个群体，加强馆际的协调与协作，发挥整体效应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鉴于今后在自动化网络条件下文献信息相通，馆藏已经扩大为“国藏”，读者也再没有馆属的概念。从人文图书馆文献工作的观念出发，不论关于某一名人著作或者某一地域为内容的著作都属于全民族，乃至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馆际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实现共享资源，是形势发展的要求。
（1）建立全国地方文献资源共享体系。要打破行业、系统之间互相封闭及地域分割的状况，实行地方文献工作协作，广开门路，包括拓宽信息渠道，余缺互补，馆际互借，合作开发等，特别是在各种版本地方志及各类专业志的收集、整理及服务社会方面，与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联袂共建各类型专题数据库，形成一个或几个地区地方文献共享系统，这对于促进地方文献工作社会化，服务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2）开展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的协调、分工。在地方文献中的名人著作及相关资料搜集工作的协调分工尤为重要。名人的事业活动及其影响力往往是超越地域界限的。例如，毛泽东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影响力在中国、全球，他除具有多语种著作、传记外，还有大量的文稿、报告、文件、照片、音像制品及各类研究著作、相关资料。如果按名人的祖籍、客籍标准去确定相应所属地区的地方文献，将起码出现湖南、湘潭、韶山、江西、延安、北京等等，他的祖籍地区以及他曾经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都要收集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而实际上除了北京有可能全面搜集有关毛泽东的全部文献外，可以说，其他地区并不具备条件。为此，对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具有较大影响的名人资料的搜集工作需要协调、分工。笔者认为，对于名人资料的搜集协调原则应以某名人的研究中心所在地为全面入藏所在地。有关毛泽东、邓小平的全部文献理所当然由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搜集、整理，其他地区似不必刻意求全，可仅就本地区资料为主。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特别是名人资料，实行“宁滥勿缺”、“宁宽勿漏”的方针是不可取的。凡此应该具体分析，该宽者则宽，不该宽者则严。
孙中山（1866～1925）从1892年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行医港穗，开始反清斗争，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0多年。自1925年去世至今70多年来，各语种著作、传记、研究文集及资料，在海内外数量颇多，流传甚广。1934年，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后并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即设立“中山纪念部”致力孙中山革命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至1987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专辟“孙中山文献馆”，今收藏有专著、传记、研究资料、手迹、照片、录音唱片、辛亥革命资料及纪念品共2600多种，3700件。应该说，目前这个全国惟一专藏孙中山文献机构的藏书基础仍然非常单薄。据了解，孙中山文献在我国大陆主要集中于广东、上海、北京、湖北，其他地区亦有新的发现。笔者认为，鉴于广东不仅是孙中山故乡，而且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研究中心（具有几个专门研究机构），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是为纪念孙中山命名的图书馆，尚有一定的藏书基础，应责无旁贷成为全国的孙中山文献收藏中心，将工作重点转为积极向海内外征集孙中山文献，需要调查有关单位入藏情况，编制孙中山著作、研究论文、专题资料的联合目录，进而建立孙中山文献多媒体数据库。诚然，这是一项跨海内外、跨行业的巨大工程，由于孙中山对海内外人士属最具有凝聚力者，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地方文献工作本身，将产生巨大影响。惟有在政府的支持、推动下，采取海内外有关单位协作方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搜集工作的协调、协作，主要在同一地区内省、市、县、区各级图书馆收藏范围的确立。笔者认为，每一个省（区、市）图书馆都应该确立为地方文献中心，全面收藏当地地方文献（含下属地区资料），省下属图书馆原则上只收藏反映本地区（市、县、镇）资料，而对一些记录整个省（区、市）的地域文献可视其中对本区所属的信息密度而定。例如、广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室不收藏《广东地图》，仅入藏《广州地图》，而对《广东省方志》因其中关于广州史料较多，与新编《广州志》内容相互衔接，则被列入广州文献专藏。
（3）建立地方文献缴送制度。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需要建立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以保证资源活水从源头来。这除了认真做好文献的征集、采购外，积极争取用政府的政策、法规手段，对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呈缴本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建国以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机关重视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先后五次行文规定呈缴本制度，对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馆藏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 1960年1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颁发《批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全省出版机构和机关、团体编印出版的书刊资料，应缴送省馆两份；1978年8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颁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指定省图书馆为全省征集地方文献资料的专门机构；1979年4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处转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再次明确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应缴送省图书馆两份样本；1985年4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重申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为全省征集地方文献资料机构和有关的呈缴本制度，具体规定各单位编印的各类型出版物，如简报、通讯、手册、年鉴、会议特刊、科技资料、成果汇编等，不论铅印、油印或影印品，均需缴送2份；1997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新闻出版局联合签发《关于认真做好粤版书刊资料样本缴送工作的通知》，再次重申“省中山图书馆是我省征集广东地方文献资料工作机构”，并进一步规定广东省出版的书、刊、报、图和音像制品（录音带、CD唱盘、VCD视盘、LD视盘、计算机软件）都要向省图书馆缴送样本。
各种缴送制度固然很重要，但还需要通过图书馆去依法执行，及时催缴。对此，地方文献工作者必须具备敬业精神和坚韧毅力。只有把缴送制度的落实与其它各种搜集行为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地方文献资源保障系统顺利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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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2
〔出处〕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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