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到了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许多乡镇企业已通过内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以组建企业集团的方式，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而温州民营企业大规模的集团化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掀起高潮。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俗称“红帽子”），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但无论是靠商业贷款，还是由上级单位提供创办启动资金，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的产权已面目全非，无法搞清资产的归属，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几个人在一起就能举办一个公司，往往凭一时之激情办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约，企业创业时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见。
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三城模式的民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不彻底的。虽然表面上看，企业的产权已经清晰到了个人（如诸城大部分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则出售给了个人，兴城出售给少数几个人），但是企业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从这五种模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这是因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政府的干预使得苏南乡镇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买方市场的出现）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也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也苏南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珠三角的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起步后，就开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润承包责任制”等，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上，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苏南模式是“强政府”，而温州模式是“弱政府”，珠江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虽然大部分都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科技园区中均设有管委会，且管委会中行政部门林立，使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趋向于准行政区域式的管理。但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比较灵活的，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预。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时间之短（每个城市都只有2-3年时间）、改制面之广（几乎90%以上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及部分乡镇集体企业），没有政府的强制型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企业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最强的是三城模式，苏南模式次之，其余依次是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最弱的则是温州模式。
<b>二、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特点的比较 </b>
1、自我终结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作为有中国特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集体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随着社会大背景的改变，苏南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实践证明，苏南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已“痛失全国领先地位”。从1996年开始，苏南各地相继二次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改制的核心是产权的集中化，将所有制权集中于经营者个人或少数经营层，最终彻底地明晰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这样就从而意味着苏南模式自然而然走到了“终结”。
2、改变发展路径的珠江三角洲模式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以及港澳的回归，珠江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一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外资比重偏高，在出口结构上，一般贸易出口额比重偏低，而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成产品，再出口到海外，而广东的民营中小企业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虽然加工贸易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贡献突出，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品牌，而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出口额，与珠三角民营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外向程度很高，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影响不能低估。三是大量的在加工制造末端的民营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
3、寻求变革的中关村模式
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发展模式，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许多多问题，其中，产权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中关村所在的海淀高新技术试验区做过调研，调研显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中小企业占主体，这和美国硅谷、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类似。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10年存活率一般仅为5%-10%，而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稳定性较高，除
4、困惑中探索的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改制后的企业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时间吸引了全国众多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学习推广。但不久，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诸城模式——企业资产以基本均等的方式卖给企业的所有职工，但导致了“小锅饭”，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后，职工失去了企业改制初期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现象开始出现；海城模式——企业资产整个卖给个别经营者，企业制度改变了，但职工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时，经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的财富骤然膨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企业职工大为不满，原来作为国有集体职工的那种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俗称“红帽子”），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但无论是靠商业贷款，还是由上级单位提供创办启动资金，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的产权已面目全非，无法搞清资产的归属，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几个人在一起就能举办一个公司，往往凭一时之激情办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约，企业创业时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见。
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三城模式的民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不彻底的。虽然表面上看，企业的产权已经清晰到了个人（如诸城大部分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则出售给了个人，兴城出售给少数几个人），但是企业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从这五种模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这是因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政府的干预使得苏南乡镇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买方市场的出现）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也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也苏南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珠三角的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起步后，就开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润承包责任制”等，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上，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苏南模式是“强政府”，而温州模式是“弱政府”，珠江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虽然大部分都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科技园区中均设有管委会，且管委会中行政部门林立，使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趋向于准行政区域式的管理。但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比较灵活的，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预。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时间之短（每个城市都只有2-3年时间）、改制面之广（几乎90%以上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及部分乡镇集体企业），没有政府的强制型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企业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最强的是三城模式，苏南模式次之，其余依次是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最弱的则是温州模式。
<b>二、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特点的比较 </b>
1、自我终结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作为有中国特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集体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随着社会大背景的改变，苏南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实践证明，苏南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已“痛失全国领先地位”。从1996年开始，苏南各地相继二次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改制的核心是产权的集中化，将所有制权集中于经营者个人或少数经营层，最终彻底地明晰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这样就从而意味着苏南模式自然而然走到了“终结”。
2、改变发展路径的珠江三角洲模式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以及港澳的回归，珠江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一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外资比重偏高，在出口结构上，一般贸易出口额比重偏低，而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成产品，再出口到海外，而广东的民营中小企业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虽然加工贸易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贡献突出，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品牌，而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出口额，与珠三角民营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外向程度很高，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影响不能低估。三是大量的在加工制造末端的民营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
3、寻求变革的中关村模式
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发展模式，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许多多问题，其中，产权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中关村所在的海淀高新技术试验区做过调研，调研显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中小企业占主体，这和美国硅谷、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类似。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10年存活率一般仅为5%-10%，而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稳定性较高，除
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3年两年外，企业“死亡率”和“出生率”都维持较低水平。换言之，中关村大多数企业处于既“长”不大也“死”不了的维持状态。1994年我国《公司法》颁布时，中关村已有4229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
4、困惑中探索的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改制后的企业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时间吸引了全国众多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学习推广。但不久，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诸城模式——企业资产以基本均等的方式卖给企业的所有职工，但导致了“小锅饭”，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后，职工失去了企业改制初期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现象开始出现；海城模式——企业资产整个卖给个别经营者，企业制度改变了，但职工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时，经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的财富骤然膨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企业职工大为不满，原来作为国有集体职工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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