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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建设经验及借鉴

时间:2013-11-20栏目: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建设经验及借鉴
  
  文/张文敏
  
  在中国古代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政权在实行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的方法途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今天历史条件和根本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认真总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推进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及主要特点
  
  《周礼·天官·小宰》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好评);二曰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三曰廉敬(指不懈于位,恪尽职守);四曰廉正(指不倾斜,品行方正);五曰廉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曰廉辨(指临事分明,头脑清楚,不疑惑)。”作为观念形态,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建设一直处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如《周礼》中关于廉政的思想,发展到后来显然已不再停留于廉洁的简单含义,而认为衡量一个官吏是否廉政的标准,不仅关乎人品、道德,还有能力、称职问题,并对如何衡量廉能、廉法等有了具体而细密的考核办法。这无疑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廉政的理解范畴。从这“六廉”出发,历代统治者都采用了各种措施倡廉反腐、巩固统治,其共性特征也颇值得圈点。
  
  其一,个人修养与用人导向相结合。在儒家主流思想体系的影响下,注重个人修养几乎已经成为读书人的特性之一,“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里的这两句话甚至将修身从君子扩大至全体民众,再进一步推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将修身上升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而国家政权选官用人时在主流上顺应了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通过不断施行各种选官制度来体现这一导向,至科举制完备后,中央政权依靠这一制度选拔出更多有德行、有能力的官员,从而激励更多的晚生后辈修身学习、为官以德。
  
  其二,思想教育与廉政导向相结合。古代先贤们对为官者的廉政教育情有独钟,儒家“为政以德”“以廉为本”的思想,法家富民安邦、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思想,道家知足常乐、清心养廉的思想,墨家节用爱民、“廉、义、爱、哀”君子之道德“四行”的思想,等等,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廉政思想奠定了基调。其后的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宣传发挥,以廉政导向作为自己统治方略的重要部分。如宋太祖赵匡胤指出:“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蠧耗下民,徭兹而作矣。”朱元璋称帝后,经常以“元亡于吏”的教训告诫臣下:“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民之贫困在于“徭役之重及吏民因缘为奸。”这些廉政导向加强了每个时期的廉政思想教育,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反腐倡廉的整体风尚,这也是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
  
  其三,量化标准与法制规范相结合。除了明确的廉政建设导向,中国古代国家政权也十分注重将这些原则细化为各项具体的廉政规定,演化为各项具体的廉政措施,力图以具体措施实现廉政导向。如对各类官职的不同职务范围提出了具体职务规定,秦代法律中的《司空》《内史杂》《尉杂》《属邦》等即是分别针对司空、内史、廷尉、属邦等职官而提出的具体职务规范。和种种量化、细化、繁杂的标准相配套的是法制法规的丰富和完善,自先秦时代明确提出“以法治吏”思想以来,有关廉政的法制规范也越来越专门化、具体化、民事化。同时随着时代的需要,越来越严酷化,也愈加倾向于预防防范。
  
  其四,廉政榜样与监察制度相结合。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以贪婪为耻的社会风尚是历朝统治者所期待的,因而史书上浓墨书写《循吏传》,朝廷隆重表彰清官廉吏,通过各种方式树立廉政榜样,以希发掘出每个人内在的自律意识。和这种自律相配套的是强化外在的监察制度,明确监察部门的职权,增强监察部门的权威,慎重考察监察人选,同时也注重加强对监察机构自身的监察。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往往设置了不止一个系列的监察机构,各监察机构之间实行互相监督,亦受到其他监察机构的监察督责,目的是为防止监察失效和监察失控而对监察复加以监察。
  
  对古代廉政文化的借鉴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内容丰富,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如加强理想信仰方面的教育,加强具体的道德规范建设,在今天多元道德信仰的冲突中开展有针对性的道德培训,以期更好地激发个人内在的荣辱感、羞耻心,从而营造出“想廉”的思想境界。
  
  如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在选拔标准和任用提拔条件中不是唯GDP、唯面子工程,而是加入个人道德修养、文化素养等参数,同时结合信息化时代的便利性,公开选拔过程,从而使选拔上来的干部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创造出干部“能廉”的社会信心。
  
  如加强权力运行的法制化建设,对每个部门的职责严密划分,实行从以惩为主到以防为主的权力规范理念。严厉惩处贪官污吏并不是最终目的,细密防范才是权力正常运行的外在防线,这个防线在各级权力部门营造了“保廉”的制度框架。
  
  如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监督部门应当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单独行使自己的权力,同时更严格其门槛的准入和人才的选拔。如同古代御史机构一样,有其独立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在思想约束和防范约束这内外双重防腐体系下,监督机构是对执政者最好的一道防线,以此来营造整个权力系统的“必廉”风尚。
  
  再如发挥廉政模范的榜样作用,激发清官对社会正能量的带动作用。古代廉政文化中那些名垂青史的清官廉吏凝聚了世代国人的“清官”情结,也激励了后世从政者廉洁行政。今天我们身边也同样有这样的廉政典范,将他们的事迹大力宣传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激励保护制度,会在全社会形成“促廉”的好氛围。
  
  古代廉政文化来源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强化,是古代国家政权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廉政建设积累的基本经验。古人的政治智慧或许可以启迪今人的政治思路,传统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或许可以鉴照当代政治文明的进程,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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