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大的问题，但由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差，还是找了一些熟人； 200元每学期的借读费可以接受，由于非典的影响，2003年2月份丰台区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到现在上半年的学费没有上交；目前韩强由于在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学习不太好，因此他面临这样一种情况：能跟上则跟上，不能跟上则留级，这种情况我大体还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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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韩师傅，非常感谢您这次与我们的合作。最后我们想了解您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建设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韩师傅：当然有了。教师队伍要有保证，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质量进而赢得家长的信赖，这和企业重视其质量有着相同的道理。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要跟得上，不能拿着家长的钱但不做让家长放心的事情；对孩子要有适当的引导，要像扶正小树一样正确对待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学生。

韩师傅，从1995年到北京，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年，可以说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北京的一系列发展，也深切体会了打工子弟学校解散以后学生们的悲欢过程。由于在北京呆的时间比较久，收入也比较丰厚，可以说算是打工群众中的“白领”，所以对他这一个案的探访可以作为家境比较好的打工子弟在学校解散后如何安置的代表。那么为什么韩强能顺利走进公办学校呢？或者说，小韩强在这场“学校变动中”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我们认为，首先韩师傅本人具有高中学历，对自己的孩子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达到尽可能高的学历，成为一个纯粹的北京人，不是像韩师傅这样的在北京生存但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其次，他对打工子弟学校有着自己的评价，对打工子弟学校有自己的批评，对学校的教育有更高的要求，因而内心倾向孩子到公办学校就读。再次，韩师傅在北京工作已经接近8年，有一些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一些人事关系、业务关系，总之在丰台区他所在的那一片地方，他拥有着一些可动用的力量，所以他才能够从容地了解教育部门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委托一些人把孩子送入公办学校而并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困难。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为孩子提供比较好的家庭支持、经济支持，从而为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提供便利。比方说，他所租住的房子比较好，基本上有家的感觉；他可以给孩子足够的零用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有利于孩子自尊、自立观念的培养；韩师傅对待孩子算是比较开明，在严格要求的同时能给孩子尽可能多的自由，按照他的表述——“成者自成者”。

四、 思索和反思
经过调查，解散后的学生去向主要分为四类：A、辍学在家 B、返乡就读 C、平行转入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 D、转入公办学校就读
随着丰台区打工子弟学校的逐渐解散，要求保护打工子弟受教育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走访了五、六所打工子弟学校，耳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同时，笔者有幸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参加了一个月的实习，亲身感受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的艰辛，深深为那些无私奉献在“三尺讲台”的民办教师们爱岗敬业的精神所感染。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存在卫生、安全等方面隐患，在教学基本条件上存在明显缺陷，如教师资格不达标、教室光照不足、课桌椅不合规范、食堂消毒设施不全、教室简陋安全性差等，取缔是为了避免恶性事故的发生，丰台教委做出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初衷也许正在于此。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在这场“教育大变革”中都获益了呢？我们经过调查，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调查对象只是千千万万被剥夺了教育权的孩子的缩影，即便很多孩子有幸“另投师门”，其家庭也将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而很可能再次举家背井离乡，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是“打工白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像韩强那么幸运。我们知道改革是除旧布新，是打破旧的东西，推陈出新，但是改革也需要过程，也需要按部就班，改革也要加入人文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即改革要以人为本。改革不能使被改革的对象丧失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否则必将遭到激烈的反对。丰台教委的教育改革是为孩子们的安全、前途考虑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但我们又认为它是激进的改革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好打工子弟学校的实际情况，没有充分考虑好公办学校的外来生源承载力，没有充分考虑好打工子弟家庭的经济承载力，没有充分考虑好解散后孩子、家长的思想感情，而是盲目的、不分良莠就“一解了之”的做法，我们没办法认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认为，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要解决农民问题，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使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走出来，从而缓解我国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矛盾，避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应该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考虑。他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是一种过渡形式，不应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在今后的发展中，当地政府一定要做好调查、认证工作，同时又不能按公办学校的标准来要求打工子弟学校，而应适当放宽标准。据他们对北京市5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其中，80％左右的教师是合格的，校长有办学经验的占80％左右，而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及家长认为比家乡的学校要高的占46％，认为差不多的占48％。由此可见，这种盲目解散的行为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吗？

我们认为，改革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承认其合法地位，北京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说，他们也希望结束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纳入到当地教育职能部门的管理之中，得到指导和监督，尤其是业务上的帮助。有教育部门的管理和组织，他们才有机会进行交流和学习，进行教改和教研。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听到的呼声几乎都是给打工子弟学校“正名”。当然，这些学校都是有资格“正名”的学校，某些条件太差、师资太差、办学理念脱轨的“黑校”解散了反而更为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提供发展的空间，那么这种学校解散也无妨，但绝对不可能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是这种。对于那些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还存有改进余地的学校，我们认为扶植要比强行关停好得多，就如同面对一个不慎受了外伤又不致死的病人，是给他消毒、输血、缝合，使其最终恢复成一个健康

的人，还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他注射一支“安乐死”，道理不言自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规定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应该鼓励一些公办学校将闲散的校舍拿出来和社会力量合作，为最需要上学的孩子提供一张稳定的课桌。我们研究小组成员也将在不久以后走进公办学校，“劝说”他们把多余的、不用的书籍捐出来，给那些未曾看过课外图书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创建一个简易的图书馆。让公办学校可以对打工子弟学校“一帮一”，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们还将在一些学校举办“走进打工子弟学校”大型图片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长达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已接近了尾声，可我们仍旧无法相信，在这个花花绿绿的城市里，就真的存在这么一个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做出了常人不能做出的贡献，然而他们在辛苦之余，还要为他们下一代的发展而奔走呼告，为他们的孩子有一个稳定的课堂而辛苦奔波，在整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付出了严谨的科学精神，又付出了犹如痛彻心肺的同情，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这群可怜的孩子，期待更多的人为他们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他们的明天在哪里》研究小组
2003年10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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