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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时间:2007-1-30栏目:

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 "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0 ;&#0 :"生命"和社会属性&#0 ;&#0 :"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 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 "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

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 "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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