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第25页。

[35] [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2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53 页。

[37]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33～34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222 页。

[39] 吴毅 吴淼：“制度与国家：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透视”，《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 期。

[40] [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中译本，第53页。

[41] 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第346 页，选自《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42] [美] 詹姆斯·马奇 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5 期。

[43] 比如说，诺思等认为国家的主要作用是界定和行使产权，也就是说政府的主要作用范围、作用对象应该是有限的、有所选择的，它应该从“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中走出来。这对我国现阶段政府职能的定位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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