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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泰始诗论

时间:2007-3-28栏目:

常》诗,王太常即王僧达,僧达作《答颜延年》以谢。僧达诗云:
  长卿冠华阳,仲连擅海阴。guī@④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耸高驾,尘轨实为林。崇情符远迹,清气溢素襟。结游略年义,笃顾弃浮沉。寒荣共偃曝,春酝时献斟。聿来岁时暄,轻云出东岑。麦垄多秀色,杨园流好音。欢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谣吟。栖凤难为条,淑况非所临。诵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王僧达小颜延之四十岁,故云“结游略年义”。诗几乎句句用事,故沈德潜评云:“亦着意追琢。答颜诗与颜体相似。”(《古诗源》卷十二)有趣的是,颜赠王还有“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这样即目所见而无补假的比较自然的句子,而王学颜,则变本加厉,弥见拘束,有乖秀逸。萧统编《文选》并录二诗于同卷,不知是否有意让读者体会颜对王的影响、王对颜的仿效,以见谢灵运谢世之后颜延之在诗坛所起的作用。
    二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鲍照因临海王子顼应晋安王子勋举兵失败,被乱军所杀,年五十余,多数学者认为鲍照约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注:丁福林《鲍照年谱简编》则认为鲍照生于义熙十二年(416),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鲍照比颜、谢约小三十来岁。鲍照《拟行路难》其十八云:“余当二十弱冠辰。”后人据此推断《拟行路难》中部分作品作于二十岁左右,即元嘉十年(433)左右(注:本文鲍照生平事迹及作品的系年,无特别注明者,均见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和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见《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鲍照集中诗歌作年可考的当以此篇为最早,也就是说鲍照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恰好是在谢灵运被杀前后。当京师贵贱莫不竞写谢灵运新诗的时候,当颜延之作《北使洛》、《还至梁城作》的时候,鲍照还在少年甚至孩童时代。严格说,鲍与颜、谢在刘宋时期是既有关联但又有区别的两代人。鲍照从小耳濡目染,受颜、谢的熏陶是难免的。元嘉十六年(439),鲍照步入仕途,为临川王刘义庆侍郎,赴江州写了一组庐山诗,其结构、造语、写景、抒情,都颇刻意学谢。《登庐山》诗云:
  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⑤@⑥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⑦晨kūn@⑧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穷岫bì@⑨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途,永与烟雾并。
  起二句交代题,中十四句写景,结四句引出玄情,这正是谢灵运山水诗的标准结构:“开头提出出游,中间描写景色,结尾涉及玄言或抒发感喟。”(注:周勋初《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全诗二十句,未免有“板实”之憾(详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六)。“阴冰实夏结”,即谢“冬夏共霜雪”(《登庐山绝顶望诸峤》);“方跻羽人途”,学谢“羽人绝仿佛”(《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王kǎi@⑩运评这组庐山诗云:“数首非不刻意学康乐,然但务琢句,不善追神。”(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五引)的确,鲍照刚步入诗坛不久,其山水行旅诗多受谢灵运影响,乐府之外的五言诗尚未确立自己的风格,尚难见到独特的个性。作于元嘉十七年(440)的《发后渚》,较庐山诸诗有生气,诗人于萧条的景物中注入行旅凄怆悲绪,诗句也较为流畅,但诗中仍难免有刻意雕凿之处。《发后渚》作于从江州返京途中,也是鲍集中较有名的作品,中有句云“华志分驰年,韶颜惨惊节”,《鲍参军集注》卷五[补注]:“华志,犹《庾中郎别诗》所云‘藻志’,皆明远自造之词。”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中有“雕藻”一体,云:“雕藻者,谓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妍丽,如丝彩之错综,金铁之砥炼是。”遍照金刚所举二例,一即鲍照此二句(唯“分”作“怯”)。所谓“雕藻体”,实即汤惠休评颜诗所说的“错彩镂金”之体。做为元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鲍照早期的五言诗不能没有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印记:“贵尚巧似”(《诗品》中“宋参军鲍照”条),讲究俳偶和雕藻。可以拿来与早期庐山诗相对照的是大明六年(462)前往荆州途中所作的《登翻车岘》、《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登黄鹤矶》、《岐阳守风》(《鲍参军集注》卷五[增补]以为“岐阳”乃“阳岐”误倒)一组诗。《登黄鹤矶》云: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行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忧。
  此诗起二句写时令之景,次二句叙登临之情,“适郢”六句,正写途中登矶所望及情怀,结二句言行旅之忧。沈德潜和方东树都很欣赏此诗的发端,沈云:“出语苍劲,发端有力。”(《古诗源》卷十二)方云:起二句“清绝千古。”方东树又评《岐阳守风》云:“直书即目,兴象华妙,清警开小谢。”(《昭昧詹言》卷六)恐怕不仅仅因为该诗的上句为谢tiǎo@①“玉绳低建章”(《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所承袭,也与首句一起即苍劲有力有关,因为自钟嵘之后,谢tiǎo@①一向都被目为善于发端的诗人。从《登黄鹤矶》这组诗看,鲍照后期山水行旅诗已经不再采用元嘉时期叙事—写景—抒情三段式的结构。而较多采用一入手就直接写景的手法,已经比较接近于永明新体诗。另一方面,元嘉时期的写景,无论颜、谢还是鲍照本人,都无一不是尚巧似,而从鲍照后期五言诗来看,他似乎更加注意兴象的营造,换句话说,就是从他的某些描写物象或景物的诗句中,读者仿佛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情感在那儿流淌。方东树不仅说《岐阳守风》一诗兴象华妙开小谢,而且说《登黄鹤矶》“起句兴象”。从“贵尚巧似”到“兴象华妙”的演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从雕凿、不够自然,逐步演进到琢而后工的过程。我们这里所说的“逐步”,是说鲍照和永明间谢tiǎo@①等人的诗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再说,《登黄鹤矶》全诗共十二句,《岐阳守风》也是十二句,《登翻车岘》十四句,《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十八句,而诗人元嘉间所作的三首庐山诗,最短的一首二十句,长的二十六句。由于作品系年的困难,我们很难对鲍照元嘉和大明、泰始两个时期全部五言诗的句子作出精确的统计,但从作年比较确定的这两组诗看,鲍照大明、泰始五言诗的篇幅有趋短的倾向。篇幅的长短,不过是表象而已,透过表象,似乎反映出鲍照对克服稍嫌冗长拖沓诗风所作的努力,大明、泰始中鲍照的五言诗显然比

元嘉时期要来得精炼些了。
  钟宪曾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颜延之过世之后,大明、泰始中以他为代表的雅正诗体受到冲击,而鲍照、汤惠休等的“美文”则风靡文坛,以至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相比之下,钟宪等人虽然于雅正诗体“固执不移”,但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声威了。所谓“美文”,一般指的是那些侧艳绮丽之作或委巷歌谣。这些作品既有五言诗(注:刘师培云:“(鲍照)五言诗多淫艳。”五言诗,可能指兼乐府中的五言诗。见《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又有乐府诗。鲍集中有两首与汤惠休相赠答之诗,一为《秋日示休上人》、一为《答休上人》,二诗当作于荆州之时(注:《鲍参军集注》卷五《秋日示休上人》[补注]引陈胤倩云:“岂亦效休上人耶?东西望楚城,意明远与休同客荆州时作也。”),也即大明时期的作品。下面请看汤惠休与鲍照赠答的两首诗:
  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 ——汤惠休《赠鲍侍郎》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冈草。味貌亦何奇,能令君倾倒。玉碗徒生羞,为君慨此秋。金盖覆牙盘,何为心独愁? ——鲍照《答休上人》
  上文提到的颜延之与王僧达的赠答诗,无非是表达一些士大夫的生活内容和情趣,诸如道德文章、语默出处、流连光景之类。而休、鲍赠答,则完全抛开传统,讲些玉杯金碗、芳意秋愁的艳语俗话。颜、王诗用大量的事典、刻意的藻饰以见其渊雅,休、鲍则用侧艳的意象、缠绵的话语以求动俗。
  鲍照的乐府诗系年似比其他五言诗来得困难。有关时事的乐府,例如《中兴歌》,作年尚有数说(注: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认为作于宋孝武帝孝建时,可能性较大,见《中古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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