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元白的散文受骈文的影响非常深，是当时流行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ｓｈ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ｙ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ｓｈ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ｇáｉ＠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ｓｈ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ｈàｏ＠④ｈàｏ＠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ｃ

ｈàｎ＠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ｓｈ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ｈ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些评论虽然存在较大差别，但都远不及《旧唐书》对元白文的推崇，则无疑是一致的。其实，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大幅度跌落，还不仅表现在这些形诸文字的评论上，而更表现在那些不形诸文字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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