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  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ｂｉàｎ＠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ｑｉǎｎ＠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
　　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
　　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

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
　　二是在天人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大概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诗句中皆凸现着诗人不同流俗的倔强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确的是非标准外，其实也是他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自然环境，柳宗元“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诗文哀怨。刘禹锡却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不知退”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因此，我们说，尽管诗人的艺术风格从根本上讲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社会斗争和自然环境无疑要在诗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歌风格中打下烙印，但诗人的风格特点最终取决于诗人的个性特征。强调诗人的个性在诗中的显现，丝毫没有否定时代特征的意思，因为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同样的环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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