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得名为君子。
　　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
　　内可以宁，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
　　不是将刚柔、方圆分割开来，固定于内、外之分，而是视之为一体之两面，既存乎内而可守，又应之于外而咸宜。至于应于外者，当方则方，当圆则圆，并无一定不变之规。在宗元看来，所谓“圣道”，即存在于这种“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的辩证关系之中。当然，这种“圣道”与传统儒学所谓之圣道有所不同，而是宗元依据其“大中”原则对圣道的新的理解，其核心即在于“应之咸宜”的“应”。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此艰难时世推行自己的理想，才能辅时及物。
　　宗元主张的“圆其外”的“圆”，虽易产生歧义，但也绝非教人为佞，投机取巧。从历史上看，古代士人对“圆”有两种理解：一是与方正不阿对举的圆，指圆滑处世，苟容取合，含有贬意。如早于柳的元结即曾作《恶圆赋》一篇，借友人之口说道：“吾闻古之恶圆之歌曰：‘宁方为皂，不圆为卿；宁方为汗辱，不圆为显荣。’其甚者，则终身不仰视，曰‘吾恶天圆。’……”在这篇赋里，元结正话反说，纵横铺排，将其恶圆滑而慕方正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然而，与次山所恶之圆截然相反，古代文化中还有另一意义的“圆”，它可以是一种辩证的哲理，可以象喻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格，也可以代表一种出神人化的人生至境。从《易·系辞上》的“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到《管子·君臣下》的“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先秦时期关于圆、方的解说甚多，“圆”几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周流通达、循环无穷的内蕴，成为人们在言行德智各方面取法的对象。范缜《神灭论》有云：“圣人圆极，理无有二”；白居易《记画》亦谓：“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这些说法，也都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古代文化以圆为美的崇圆倾向。
　　柳宗元所取法的，显然是后一种“圆”，对前一种损方正而为佞的“圆”，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他一方面严正申明：“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吾岂教子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车说之不详也？”另一方面则给他提倡的“圆”以明确界说：
　　吾所谓圆者，不必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
　　显而易见，宗元在此标举的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划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不圆滑以趋利，不苟合以取容；要勇于前进，锐而不滞；必要时也可后退，安而不挫。只要守乎内者不变，则其应于外者即可随环境之变而变，以正大刚健之特质，达循环无穷之极致。这种人生观和处世观，当源于宗元遭受打击、生命沉沦之后对整个人生世事的透彻解悟，其中饱含着由一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前面说过，宗元性格中缺乏的不是方正之刚，而是圆和之柔，正是由于刚的一面过于突出，才导致了他人生路途的巨大坎坷。对此，宗元感触良深，并现身说法：
　　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年、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
　　这段话是回应杨诲之的，其直接目的在于“不欲足下如吾更讪辱，被称号，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费力而多害”；但它同时也是宗元发自内心的检讨和反省，是一位政治家、诗人至为真切的人生感受：在现实社会中，传统和习俗的力量大得惊人，任何稍有异于常人的言行作为都会招来物论非议，任何一位志士要想追求理想，达到目标，都必须先自我摧抑，和光同尘，否则，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还会在重重阻力和压抑下，将自己的一生葬送掉。因而，为了保存自己，也为了更好地接近理想之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性格的刚性和强度，增加性格的柔性和张力，达到外围内方、纯绵裹铁的境界，才能“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宗元的《佩韦赋》，便是根据这一人生体验写成的代表作品，其中所谓“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还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似可看做他“方中圆外”论的最好注脚。　从元和五年《说车赠杨诲之》始，至六年《与杨诲之第二书》终，宗元与诲之围绕土人心性品格等问题反复辩论，历时二年，大致画了一个句号。宗元最后是否说服了诲之，诲之最后是否满意其解释，在这里都已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关心的是：宗元在这场争论中提出的“方中圆外”主张具有怎样的个体意义和文化意义？它对宗元的心理性格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我们认为：通过这场争论，柳宗元最大的收益便是深化了对士人文化人格内涵的整体认识，并从理论层面间接完成了以“方中圆外”为标准的对自我心性的主观设计。他的读佛书，游山水，力除刚燥之气，乃至在部分诗歌创作上效法陶渊明风格，追求“句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的境界，都说明他在有意识地使自己接近这一标准。这样一种设计和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在人的自我防御机能导引下，柳宗元越来越学会了保存自己的生存技巧，由当年的血气之勇走向了智慧成熟，走向了恭宽谦退；但从另一方面看，伴随这智慧成熟、恭宽谦退而来的，也不无一份敢怒敢骂、自由洒脱之真性情的失落，不无一种对生活之不合理做出的认肯和退让。透过一层看，在此种设计和变化的背后，似还深隐着连宗元本人都未必明确察知的自我压抑的痛苦，凝聚着因专制政治和混浊世风无情摧残而导致的心理萎缩和性格变异。在《两汉思想史·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中，徐复观先生颇为深刻地指出：“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的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自身，也正是如此。

这便可使由此种政治而来的压力感，渐归于麻痹，而其他的压力感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了解我国知识分子性格随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大关键。”在一定程度上，这段论述似也适合柳宗元被贬后的主观设计和心性变化。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柳宗元的心理性格却表现为一种主客观的矛盾形态：在主观上，虽然意识到了性格过刚过强的弊端，希望能去其棱角，转向圆融，但在客观上，由于其刚健心性的根深蒂固，而很难根据其主观愿望扭转过来。这只要看看他在谪居期间诸多杂文的正话反说、嘻笑怒骂，看看他大量作品在不经意间所流露出的怨悱情怀、冷峭风格，便可明其大概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由于人的心理性格多具先天性、积淀性、不易改变性等特点，因而，当人们欲对已经定形了的秉性重新进行思考、设计时，便极易出现意识与行动的背离，出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亦即把握不住自己的矛盾情景。这种情景，即使对经历过人生巨大变故而欲痛改“积习”如柳宗元者而言，也在所难免。其二，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盖分为两类：一类为文人士大夫，一类为官僚士大夫，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文人士大夫大都心地纯净，性格刚直，为人处世，颇具血气之勇，对人生、事业抱有极真诚的态度，而官僚士大夫则多有城府，或内方外圆，或内外皆圆，熟谙世故，明哲保身，对人生、事业的真诚之心日趋淡薄。这是专制政治对人性压抑、扭曲的结果，也是个体自我保存本能及其适应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一般来说，前者为后者的必经阶段，后者则为前者的总的归趋，换言之，在经过专制政治的严酷打击或艰难世事的长久磨难之后，文人士大夫多向官僚士大夫转化，但也有始终保持文人士大夫之心性难以转化或不愿转化者，柳宗元大抵属于此等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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