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ｂó＠(14)》。《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1991)（注：黄锡全《楚公逆ｂó＠(14)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1992)（注：曹锦炎《楚“公逆”ｂ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八次发掘》一文，登载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钟铭文照片。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1995)（注：《文物》1995年第2期。）和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1995)（注：《考古》1995年第2期。）基本上解决了这篇重要铭文的释读。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获。
　　楚王＠(12)章ｂó＠(14)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与宋人摹录的楚＠(12)章ｂó＠(14)铭基本相同。由于同墓出土大量乐律铭文，不仅确识了摹写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铭尾“穆商商”的含义。
　　旧名“栾书缶”这件传世铜器，一直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晋器，论者把器主与《左传》中的“栾书”相连系（注：容庚、张维持《周商彝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随着楚国铜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欧燕提出质疑，认为当属战国楚器(1990)（注：欧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12期。）。此后王冠英(1990)（注：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栾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刘彬徽(1994)（注：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第10期。）、黄锡全(1996)（注：《栾书之孙书也缶为楚器说补证》，《古文字论丛》［台北］艺＠(15)印书馆1999。）、何琳仪(1998)（注：何琳仪《楚书琐言》，《书法研究》1998年第4期。）都赞同栾书缶铭文为楚文字。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一文详述此器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证实此器为战国中期楚式铜器，器主为“ｓｈū＠(16)也”。“ｓｈū＠(16)也缶”铭文为战国中期楚文字已无可疑。
　　楚公家钟、曾姬无＠(17)壶、＠(18)陵君豆等铜器，＠(19)（燕）客铜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12)章戈、楚＠(12)璋剑等兵器都很重要，论著颇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论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着重要材料发现和公布的时间线索，对每一批材料研究状况的简单描述。
　　把楚国铜器铭文做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有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和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1986)（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二文体例相似，依时代前后为序，把所考定楚国铜器铭文依次排列，详注出处，每篇都有释文和考释。后者所收器铭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时代的归入下篇，更为严谨。
　　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后出转精，结合器形研究，断代更有依据；内容也更为丰富，是研究楚铜器铭文重要参考资料。
　　据作者初步统计，如果不计长短，凡铭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国铜器铭文145篇。（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纵观楚铜器铭文研究，有如下问题尚待解决。
　　一、一些疑难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一些自称“申公”、“邓公”之类的器铭究竟是申、邓诸国之器，还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结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讨。
　　三、楚国铜器铭文各个时期文字结构、书写风格均有不同。对各个时期的文字应当做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以见楚文字演变的过程。
　　四、应当以楚铜器铭文为对象，编著一部文字编，以见楚铜器铭文字形的全貌。据闻已有学者开始此项工作。
　　　　二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94)（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1950)（注：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书才广为人知。此后数年间，陈ｐáｎ＠(20)(1953)（注：陈ｐáｎ＠(20)《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郭沫若(1953)（注：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饶宗颐(1954)（注：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宾（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注：《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60)（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4)（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1981)（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获。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

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1966年3月。），严一萍《楚缯书新考》(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金祥恒《楚缯书“＠(21)”解》(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28册。1968年。），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1968)（注：［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陈ｐáｎ＠(20)《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广为学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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