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
时间：2007-7-29栏目：
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又是如此翻天覆地和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郭镇之，1997：40）。其实，英语世界如此，汉语世界在译介上述有关理论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
1．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封面语言
今天看来，《报刊的四种理论》从封面开始，用语与汉译就有可商榷之处。该书的第一作者是弗雷德克·赛伯特（西伯特）（Frederick Siebert），然而正如郭镇之所言（1997：39），《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将第三作者“斯拉姆（即施拉姆）”列为第一作者，这可能是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知名度。但是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不当处置显然误导了中国学界。据新版《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词典》（RHWCD,2000），（mass）media[（大众）传播媒介]一词出现于1920—1925年间。尽管书名中使用的是当时的人们更常用的press这个有800年历史的词汇作为名词（其语义的历史衍变为：压机——印刷机——印刷品（出版物）——报刊——新闻界，等等），但是作者开宗明义在“绪论”中第一段便声明：“本书中所用‘报刊’（‘press’）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mass media）而言……”（斯拉姆，1980：1；Siebert etc. ,1956:1）。显然，这里的press等同于mass media，但是，鉴于当时报纸在媒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报刊相对于广播电视而言的悠久历史，选择press一词自有其道理。然而将其译成“报刊”恐怕就不那么妥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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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四种理论”的英文和中文用语
“四种理论”的英文和1980年译本的中文分别如下：
（1）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
（2）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3）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4）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首先应当指出，由于“四种理论”的作者在构建其理论时形式上采用的是共时性/历时性并举的方法，因此在逻辑上似乎难于首尾一致。例如，理论1与理论4的矛盾。但是作者显然是受到了强大的地缘政治观的影响，其真正的共时性理论似可用下图表示：
有学者指出，“四种理论”实际上只有一种，即理论2（或理论3），充其量只有两种，即理论2（或理论3）加上理论1（涵盖理论4）（McQuail,2000:153）。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的，它揭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但是因此简单地说，支配作者的只有冷战思维，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视而不见，似乎也不够公允。施拉姆后来成为发展传播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Curran et al, 2000:4），恐怕也不仅仅是由于对“四种理论”的缺失的忏悔吧。
但是，“四种理论”本身的语用与语义及其译法的确引起了歧义。其中尤以libertarian和authoritarian两词为甚。《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中包括英文造诣不浅的林姗老师。中译本中将libertarian译为“自由主义（的）”，今天看来不无先见之明，但也可能是偶然性所致。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名词，英文对应词通常是有近200年历史（RHWCD，1999）的liberalism（形容词为liberal）。自由主义一直是近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李强，1998：3），而在20世纪常常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相对。实质上，在“四种理论”之后，许多媒介理论已将作为形容词的libertarian音用，而代之以liberal，如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McQuail,2000:161）；或干脆以free press（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置换，如麦奎尔的“5+1”理论（Watson，1998:90）。
这种替代有无道理呢？就整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替代的如要的（请注意麦奎尔和诺登斯特伦是欧洲人）；而在美国人看来，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知道，在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盛行的西欧，自由主义往往具有社会主
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郭镇之，1997：40）。其实，英语世界如此，汉语世界在译介上述有关理论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
1．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封面语言
今天看来，《报刊的四种理论》从封面开始，用语与汉译就有可商榷之处。该书的第一作者是弗雷德克·赛伯特（西伯特）（Frederick Siebert），然而正如郭镇之所言（1997：39），《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将第三作者“斯拉姆（即施拉姆）”列为第一作者，这可能是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的知名度。但是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不当处置显然误导了中国学界。据新版《兰登书屋韦氏大学词典》（RHWCD,2000），（mass）media[（大众）传播媒介]一词出现于1920—1925年间。尽管书名中使用的是当时的人们更常用的press这个有800年历史的词汇作为名词（其语义的历史衍变为：压机——印刷机——印刷品（出版物）——报刊——新闻界，等等），但是作者开宗明义在“绪论”中第一段便声明：“本书中所用‘报刊’（‘press’）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mass media）而言……”（斯拉姆，1980：1；Siebert etc. ,1956:1）。显然，这里的press等同于mass media，但是，鉴于当时报纸在媒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报刊相对于广播电视而言的悠久历史，选择press一词自有其道理。然而将其译成“报刊”恐怕就不那么妥贴了。
论文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来自
2．关于“四种理论”的英文和中文用语
“四种理论”的英文和1980年译本的中文分别如下：
（1）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
（2）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3）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4）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首先应当指出，由于“四种理论”的作者在构建其理论时形式上采用的是共时性/历时性并举的方法，因此在逻辑上似乎难于首尾一致。例如，理论1与理论4的矛盾。但是作者显然是受到了强大的地缘政治观的影响，其真正的共时性理论似可用下图表示：
有学者指出，“四种理论”实际上只有一种，即理论2（或理论3），充其量只有两种，即理论2（或理论3）加上理论1（涵盖理论4）（McQuail,2000:153）。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的，它揭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但是因此简单地说，支配作者的只有冷战思维，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视而不见，似乎也不够公允。施拉姆后来成为发展传播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Curran et al, 2000:4），恐怕也不仅仅是由于对“四种理论”的缺失的忏悔吧。
但是，“四种理论”本身的语用与语义及其译法的确引起了歧义。其中尤以libertarian和authoritarian两词为甚。《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译者中包括英文造诣不浅的林姗老师。中译本中将libertarian译为“自由主义（的）”，今天看来不无先见之明，但也可能是偶然性所致。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名词，英文对应词通常是有近200年历史（RHWCD，1999）的liberalism（形容词为liberal）。自由主义一直是近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李强，1998：3），而在20世纪常常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相对。实质上，在“四种理论”之后，许多媒介理论已将作为形容词的libertarian音用，而代之以liberal，如诺登斯特伦的“五种范式”（McQuail,2000:161）；或干脆以free press（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置换，如麦奎尔的“5+1”理论（Watson，1998:90）。
这种替代有无道理呢？就整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替代的如要的（请注意麦奎尔和诺登斯特伦是欧洲人）；而在美国人看来，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知道，在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盛行的西欧，自由主义往往具有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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