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个性。”[3] 就是说，托夫勒既否定了布氏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又否定了麦氏“单一地球村”的观点。在托夫勒看来，“全球化”是大量各具特色的差异化村落。最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节目中，海迪·托夫勒还是说：“对我们而言，仍然要努力互相理解彼此的文化，另一种文化有另一种游戏规则，这确实是美国人需要学着去理解的事。而中国人也需要理解另一文化的不同方式。因此像种族、国籍这些，都应该以不同文化背景来理解，而不是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以为的那样。”[4]

   
透视地球村：全球化.美国化.本土化:传媒技术背景下跨国传播中的话语转换及其难题 　
托夫勒显然主张政治、文化、国家的多元性，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这样一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理论主张能够做得到吗？现实境况又当如何？如果不忽视和回避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实实在在的差序格局，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确实是一种国家权力话语。如此说来，托夫勒的观点就缺乏深刻批判的力度。
三、美国化：
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缩影
“美国化”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话语！
在当今，这一霸权话语早已渗透到了诸多领域。跟布热津斯基希望将美国的政治模式树立为全球的“样板工程”一样，美国也渴望将它的传播制度模式树立为典范，供其他国家效仿。
在文化与传播领域，谈得最多的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了。基本上，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一种对“美国化”的批判理论。“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比如，美国制作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又译《豪门恩怨》或《朱门恩怨》）风行全世界。尽管美国以外的人们实际的接受态度各有不同（澳大利亚著名传播学者伊安·昂在《观看达拉斯》一书中指出，观众的解码方式或为优先式解读，或为协商式解读，或为对抗式解读），但是，世界文化总体上仍在不断地“达拉斯化”（Dallasization,又译，“朱门恩怨化”）。所谓“达拉斯化”不过是“美国化”在传播领域的一种形象表达，即美国式的大众文化成为一种趋势。
论文透视地球村：全球化·美国化·本土化:传媒技术背景下跨国传播中的话语转换及其难题来自

“美国化”常常被人奢谈为“民主化”，这种逻辑也毫不含糊地延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起掀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浪潮中。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他们眼里，“自由流通”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美国式的传媒体制堪称典范。而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信息的自由、均衡流动，强调信息的国家主权。实质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信息自由流动”不过是幌子，真正的意图则是维持信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这一不合理的旧格局。整体上说来，“信息自由流动”论调得益最多的当然是美国。如果不寻求改变，“美国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美国必然还会继续它的“美国化”追求，而现状对美国似乎也更为有利。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主张“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声音就越来越弱小了，“1990年5月，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有关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西方外交官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指出它标志着这场争论在联合国的结束。……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鲁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5] 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杰·鲁道夫都说：“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6]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化”是不是有点难以阻止了呢？如果再将互联网时代美国先后为自己所规划的NII（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野心勃勃的G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考虑进去，那么，“美国化”就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巨大威胁。
四、本地化：
默多克企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招
中国，已然站在了WTO的大门口，跨国传媒巨头们的进入已是不折不扣的现实。默多克来了，Viacom等也来了。
2001年《文化周刊》（1/2期合刊）上有一篇《小默多克来了：新闻集团枕戈待旦挥师中国》的文章。新闻集团（中国）首席运营官、STAR TV常务副总裁施朗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招数。这些话很值得深思：
“新闻集团最大的特点及与其他公司的最大区别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观点更强的公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