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传播
时间：2007-7-29栏目：
于出现“粉领”或“紫领”这样的称呼。这股趋势说明女性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媒介制作的某些领域，但是女性从业人数的增加并不能表明媒介工业内的性别歧视就会自然减少，受组织、结构、社会及专业等因素制约，媒介组织内的性别歧视并未消失，反而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运作。比如，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里，广播听众已经转向电视，广播失去了昔日荣耀的地位，在电台工作自然也就缺乏竞争性、收入不高，于是男性不愿去电台工作，由女性来填补这些空缺。与此同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播仍旧是最普及的电子媒介，电台工作在这些国家里收入不错，因而男性都愿意来电台工作，比如在厄瓜多尔的广播电台里，90%的工作人员是男性。所以，西方国家的电台里，女性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上升，相反，是男性地位的上升和女性相对地位的下降。
性别与传播
而且，即使整个媒介组织内女性工作绝对人数增多，但是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女性所在的部门，就会发现女性要么是从事行政工作，要么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她们所肩负家庭责任的延伸的领域内工作，如儿童、教育、消费、家庭节目，这些领域符合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私人角色的特点，而在政治、外交、经济新闻和突发性事件报道等“硬”新闻节目或相关部门内少见她们的身影。
一次对美国记者收入的调查发现，在同等规模的媒介内做同样的工作、有着相同年限工作经验的女性收入比男性低。同样的调查结果在瑞典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于是有人总结说“媒介制作领域内女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女性权力增加或影响增大，相反，它意味着在该领域内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Creedpm.1989:17)
这一研究领域内的另一个问题是：女记者们怎么看待她们的工作和职业角色?女记者们会碰到比男同事更多的问题：女记者们为了工作而对家庭、丈夫和孩子的照顾有所减少，于是被认为失去了“女人味”；“温柔、依赖、和蔼”这些“女性特点”与人们头脑中认为记者应具有的怀疑、尖锐和直接相左；更有甚者，女记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女人”，否则就不会被男同事接纳。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有和男同事相同的待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性别并不是影响记者职业表现的充分因素，但这些冲突表明了性别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文性别与传播来自
2.对媒介内容的研究
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媒介文本不仅限于文字报道，还包括印刷媒体中的图片和电视屏幕上的图像。
针对媒介内容中的性别歧视，塔奇曼提出了“贬抑”(annihilation)(1978)的概念，认为女性在媒介报道中受到贬低、歪曲或根本不被呈现。媒介的报道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需要而展开；当女性涉及某种行动而跨出其传统角色时，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嘲笑；新闻报道的“事件取向”与新闻搜集中的“路线结构”使得女性很少被报道，即使被报道，也被媒介以“琐碎化”或扭曲的方式报道。
女性主义者发现，女性及女性相关议题在媒体里出现的比例偏低，而且憎爱分明的报道强化性别固定成见(stereotype)和传统性别角色，媒介报道的女性要么是男人的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要么是向男人推销商品的性对象，总之女性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男人存在的。媒介告诉女性如何做一个完美的母亲、情人、妻子、家庭主妇、秘书——一个优雅的附属品——这一切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父权社会的需要，一旦做不了“快乐的女英雄式的家庭主妇”，女性就会变得特别沮丧和失望。大量的研究发现，媒介报道的固定成见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内有程度上的差别，却并未根除。例如，对美国《时代》、《读者文摘》、《纽约客》和《新闻周刊》四本杂志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尽管有关女性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中工作的报道数量上升了，但此类报道的数量占女性工作报道总数量的比例没有超过25%，即上升的数字30年来没有超过25%；如果女性不工作，那么她多半是承担家庭责任，而如果男性不工作，那么他多半是在休闲或进行体育活动；面向女性推销的广告商品主要跟她们的家庭责任(如清洁用品、家用电器等)和美丽外表(如化妆品、香水、服饰等)有关。
在所有的媒介形式中，广告把女性作为社会交易品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不
性别与传播
而且，即使整个媒介组织内女性工作绝对人数增多，但是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女性所在的部门，就会发现女性要么是从事行政工作，要么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她们所肩负家庭责任的延伸的领域内工作，如儿童、教育、消费、家庭节目，这些领域符合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私人角色的特点，而在政治、外交、经济新闻和突发性事件报道等“硬”新闻节目或相关部门内少见她们的身影。
一次对美国记者收入的调查发现，在同等规模的媒介内做同样的工作、有着相同年限工作经验的女性收入比男性低。同样的调查结果在瑞典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于是有人总结说“媒介制作领域内女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女性权力增加或影响增大，相反，它意味着在该领域内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Creedpm.1989:17)
这一研究领域内的另一个问题是：女记者们怎么看待她们的工作和职业角色?女记者们会碰到比男同事更多的问题：女记者们为了工作而对家庭、丈夫和孩子的照顾有所减少，于是被认为失去了“女人味”；“温柔、依赖、和蔼”这些“女性特点”与人们头脑中认为记者应具有的怀疑、尖锐和直接相左；更有甚者，女记者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女人”，否则就不会被男同事接纳。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有和男同事相同的待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性别并不是影响记者职业表现的充分因素，但这些冲突表明了性别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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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媒介内容的研究
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媒介文本不仅限于文字报道，还包括印刷媒体中的图片和电视屏幕上的图像。
针对媒介内容中的性别歧视，塔奇曼提出了“贬抑”(annihilation)(1978)的概念，认为女性在媒介报道中受到贬低、歪曲或根本不被呈现。媒介的报道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需要而展开；当女性涉及某种行动而跨出其传统角色时，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嘲笑；新闻报道的“事件取向”与新闻搜集中的“路线结构”使得女性很少被报道，即使被报道，也被媒介以“琐碎化”或扭曲的方式报道。
女性主义者发现，女性及女性相关议题在媒体里出现的比例偏低，而且憎爱分明的报道强化性别固定成见(stereotype)和传统性别角色，媒介报道的女性要么是男人的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要么是向男人推销商品的性对象，总之女性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男人存在的。媒介告诉女性如何做一个完美的母亲、情人、妻子、家庭主妇、秘书——一个优雅的附属品——这一切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父权社会的需要，一旦做不了“快乐的女英雄式的家庭主妇”，女性就会变得特别沮丧和失望。大量的研究发现，媒介报道的固定成见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内有程度上的差别，却并未根除。例如，对美国《时代》、《读者文摘》、《纽约客》和《新闻周刊》四本杂志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尽管有关女性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中工作的报道数量上升了，但此类报道的数量占女性工作报道总数量的比例没有超过25%，即上升的数字30年来没有超过25%；如果女性不工作，那么她多半是承担家庭责任，而如果男性不工作，那么他多半是在休闲或进行体育活动；面向女性推销的广告商品主要跟她们的家庭责任(如清洁用品、家用电器等)和美丽外表(如化妆品、香水、服饰等)有关。
在所有的媒介形式中，广告把女性作为社会交易品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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