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表现，语言可以给我们来描绘这一切。
李：对，靠人物他来说过去，这就是过去了。
汪：他可以说他的内心世界，把脑子里隐秘的甚至从来不为人所知的东西在谈话场上能说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谈话节目是讲故事很好的方式。
李：初看话题好像新闻性很强，做人物在感觉上没有做话题有新闻性，但是我听你现在这样讲，话题真的不适合电视。
汪：对。话题是一个逻辑性的东西，一层一层的——我觉得电视一涉及主题就特痛苦——话题实际上是一个主题性谈话。有人说谈话节目不就是几个人在那侃吗，没有什么可视性，我不这么认为。谈话可以借用的手段特别多，我们现在做一个《穷爸爸富爸爸》那本书的对话，我们做了一个话剧，我们把作者请过来，然后把中间一个情节用话剧的方式表演演绎出来。虽然谈话应该是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用虚拟的表演的方式来予以配合，对话节目利用其他一些艺术手段。《实话实说》最早用了乐队，我们有一期《对话》就是用快板书来结尾的。
李：这是第一个争论点，做话题还是做人物，你说得很明白。那么第二个，做新闻人物和做精英人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汪：我们是要做新闻人物。《对话》做了金庸，金庸在这里不是精英人物，不是以名人方式出现的，而是以新闻人物——因为《笑傲江湖》的播出，《笑傲江湖》成为当前的收视热点——来做的。有了这个由头做金庸，就可以做得理直气壮。《对话》做王家卫，他是新闻人物，因为《花样年华》正在热映，要不为什么来做他?没有什么理由来做他。
李：可是现在的趋势感觉上《对话》还是走精英路线，这个为多。
汪：两种都有。
李：它强调的是——
汪：强调的是品味。
李：那我看它是做不下去的。
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多面型的成熟的主持人，而不缺乏现在的单一的主持人
我认为只有出现了成熟的多元化的主持人之后才会出现单一的专业性的主持人
李：我看到，这两年，二套出现了一些有特点的主持人，不像一套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二套的主持人各有各的味道。

   
“大众化”与“新形态”（上）:关于电视经济节目变革的对话 　
汪：主持人的问题，我发现现在争议比较大。我跟曲向东谈过，你去做《对话》，他说我是做《经济半小时》现场新闻播报的，怎么能去做谈话节目呢，娱乐风格和我也不太相符啊。我跟王小丫说你去做《开心辞典》，她自己不愿意，她说我的风格是做记者啊，我是做新闻的主持人，我怎么能去做娱乐节目呢。也有人骂我，说王小丫是我们风格的东西，你叫她去做《开心辞典》，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东西。社会上也有这种议论。我持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点。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多面型的成熟的主持人，而不缺乏现在所谓的单一的主持人，我认为只有出现了成熟的多元化的主持人之后才会出现单一的专业性的主持人。我当时就跟王小丫和曲向东他们说了，我说你们有什么风格啊，你们现在什么名气也没有，栏目也还没有出来，自己人也没有出来，奢谈什么风格啊，窦文涛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最“无耻”的时候恰恰是我最成长时候，我去做一件事情，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出尽了洋相，但是这时候是我收获最大的时候。
李：他从内地到“凤凰”去，变成艺人了。
汪：这一点我深有感触的是《二十年二十人》。我们做了一个系列节目，叫《二十年二十人》，这个片子很有影响，我们把这20个人聚集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多功能厅，想搞一次特别节目，一次聚会，让王小丫和杨平去主持，结果主持得一塌糊涂。原因是什么呢?是主持人仅仅会干一件事情，把给他们的词顺利都说完了，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可他们不知道那地方有20位嘉宾，还有几百位现场观众。我跟他们强调说，我把这个场交给你们了，今天现场观众是哭是笑完全由你们来控制，你们要做到想让他哭时，他能哭，想让他笑时，他能笑，可是结果，他们慌慌的，能够把词说得不错已经是万幸了。我说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主持人，你们就是一个说话的机器，仅仅是别人写好了词你们把它说出去，根本不具有驾驭现场和与观众进行交流的能力。我说你们算什么主持人啊，他们也脸红。还有人说没有关系，现场是次要的，关键看传播效果。包括去年年底《经济半小时》搞了一个叫“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年度经济人物，像吴敬琏他们，然而现场，我说我要你们搞成一个奥斯卡颁奖式的现场氛围，结果你们给我搞成了一个也是这样亦步亦趋的按本子念的东西。当时我就对许文广（《经济半小时》制片人）他们说，现场效果不好传播效果绝对好不了。李：让当时的经济部来做这样的节目也有困难。央视长期做正儿八经的东西，做习惯了，要变得有些过程。年度聚会那个节目，策划会我去了一次，当时有几个人一起，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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