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践和理论。”
正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初期总以时宜性、一般性等对新闻事实的要求，来选择和安排新闻稿，使得体现党中央精神的文件、讲话以及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内容被安排到不大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样的观点对于改造党的机关报工作来说，自然是一种“坏东西”。克服了这种观念，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精神和反映根据地群众生活（这类内容当然新闻价值不高）意识，才可能融化到编辑记者的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就当时转变主办党报的新闻学理念的需要而言，陆定一文章这样做是有历史的理由的，不然不足以建构新型的党报理论。
既然时宜性、一般性等富有新闻事实特征的要求被压抑，那么落实毛泽东关于党报主要用于指导工作的思想，目的也就达到了。1944年毛泽东在一次文化工作的大会讲话，他的话语本身很自然地体现了对于新闻的新认识：“报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11]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劳动模范的事迹就是新闻，一个完全小学的工作经验也是新闻。这与面向大众的社会性报纸关于新闻的看法，距离是遥远的，但符合根据地的情况。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改版提出的两个要点是“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12]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重在论证如何在理念上增强党性，文章的第二部分“新闻如何能真实”，实际上谈的是党报记者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生活的问题，即“联系群众”的问题。而原来《解放日报》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抄录各国电讯稿进行编辑、参加党的会议发一些消息，这种工作方式使得报纸严重脱离了分散且处于信息封闭状态的边区群众，群众不会关心，也很难理解报纸上所报道的东西。只有党报的记者们了解了他们读者的生活，才可能将党中央的精神变成适合他们接受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陆定一对此的论证逻辑是，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关于新闻写作的“五Ｗ”要求；然后接着指出，即使形式上完全符合五要素的新闻，也可能存在不真实，因为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有可能被蒙骗。最后，他提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要求记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首先做群众的学生，与他打成一片，这才可能写真实出反映他们生活的新闻来。如果事情到此，这种要求是妥当的。但是，要求从大城市来的有知识的青年记者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人农民学习，是很不容易的。于是，陆定一采取了让城市青年产生自卑感的论证方式，即说明记者的工作是不产生价值的，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他写道：“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那就比二流子还要卑劣。”在此基础上，批判“无冕之王”、“先知先觉”的思想，批判“报阀”作风，自然所向披靡。

   
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这种记者不是劳动者的“理论”当时很盛行。谁养活谁，这个话题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斗地主的一个主要伦理原则，还出现了《谁养活谁来，我们来算一算》的歌曲。尽管现在看来显然是谬误，但当时作为一种理由产生的“魔力”是很大的，成为一代人的人生观，一方面激励了党报记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保证了党报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成为整肃记者的杀手锏。
五，历史地评价《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在上个世纪新启蒙的背景下，针对《解放日报》初期办报业务指导思想上不符合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为确立符合根据地情况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陆定一的这篇文章以当时有限的马列主义教科书提供的哲学知识，努力扭转“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使之适应党报的职责，贴近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文采取了以批判开路的论证方式，对于法西斯主义新闻学理论的批判，抓住了要害，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对于新闻学常识的批判，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但是从“运动剧场”的效应看，“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参与运动的态度就越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的漩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场”。[13]这种批判确实产生了效果，人们努力抛弃“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不再讲究新闻价值，以及新闻时效和新闻的趣味性，仅在形式接受了新闻写作的“五Ｗ”，完全投身到全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工作中。

如果把这篇文章放到当时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以及文化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萧军展开的过火批判背景中，陆定一的文章已算是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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