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ie)、《晨邮报》、《旗帜报》等，但很明显，这些报纸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忠诚：如果没有外来的资助它们能否长期生存下去，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而《泰晤士报》虽然先是支持帕麦斯顿，后来又支持狄斯累利④(Disraeli)，但是在经济上，它始终是独立的。
伦敦以外的大城市一般也会有几份不同的报纸。但这些报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新闻、地方广告，以及某个与它们的立场相一致的政治团体上。这些地方报纸鲜明的政治倾向主要归结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如果连伦敦也只可能维持一家繁荣的日报——《泰晤士报》，那么外省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更好，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别无它法。
外省报业最辉煌的发展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中来到的，部分的是由于迅速增长的需求，部分的是由于通讯社组织的完善。
(三)杂志

   
新世纪的分水岭╠╠1800～1860年的英国新闻业 　
日报和周报在当时的整个定期出版物发行量中只占了一个很小的份额。而各种杂志，包括综合杂志和专业杂志在创刊数量和发行范围上都有了巨大发展。杂志的成功得益于印花税的执行——这一税收政策规定按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类型来征税，评论类的文章是免税的。而这些杂志上最多的正是评论文章。
流行的季刊中，最为著名的是辉格党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1802年)和托利党的《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1809年)，它们验证了广大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们的适应力和耐久力。因为季刊的文章每篇字数大约都在1万字左右甚至更长，然而早“在1810—1820年的10年中，《爱丁堡评论》的发行量就已经达到了1．35万份，而《季度评论》甚至达到了1．4万份。这个发行量实在大的令人惊讶，因为这种至少能够流行3个月的出版物，它的实际读者因为有着许多文学社团及图书馆的存在而还要多好几倍。”⑤随着季刊的发展壮大，曾风行一时的不定期的政治小册子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还有许多种其它类型的期刊。其中有一类是专门为中产阶级准备的家庭读物。这种期刊甚至早在19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它们的流行还是在19世纪中期的事。维多利亚早期几乎没有专门的妇女读物，作为对这一空白的填补，《家常话》(Household Words，1850年)，《一年四季》(All the YearRound，1859年)这类出版物上提供了许多这一题材的文章，它们的作者队伍包括了从自由投稿人到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如狄更斯等的广大知识阶层。

相对更接近于当时报纸的主流作品是一些半政治性的杂志。其中有一些还在新闻界建立起了稳固的地位。《笨拙》(Punch，1841年)和《经济学家》(Economist，1843年)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后来还曾在反对“谷物法”(Corn Law)的斗争中并肩作战。1842年率先出现的《伦敦新闻画报》(1llustrated London News)凭借其对包括海外要闻在内的时事简明迅速的图片报道，在新闻界建立起了它独一无的地位。
三、现代报业的曙光——大众化报纸的兴起
(一)大众化星期日报纸的兴起
最后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大众化报纸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一现象比其它的任何情况都更足以说明减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众化的星期日报纸在1840年代的报刊出版业中获得了最为显著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四家报纸相继成立：1842年是《劳埃德新闻》(Lloyd’s Newspaper)，1843年是《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1847年是《每周时报》(Weekly Times)，1850年是《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paper)。它们的发行量发展得很快：“1855年印花税废除的时候，其中的两家，《劳埃德新闻》和《世界新闻》已经达到了10万份的发行量，而《雷诺兹新闻》也达到了5万份。”⑥
它们使用的模式老套而实用，内容包括案件报道，内幕揭密，对某种流行的政治观点的评论，对富人、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的批评。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花费就可以提供的“大杂烩”：它既不需要在欧陆各国首都派驻记者，也不需要负担他们从那儿发回的急件的费用(在电报发展的初期，这是采集新闻费用中的大头)。因此这些星期日报纸的成本也就相当的低了，由于它们所用的素材多不注明日期，因此也就可以在下半周才刊登出来，而日报得赶着截稿时间印报纸，这使日报花费在机器设备上的资金要多得多。
(二)《每日电讯报》与《旗帜报》的创办与崛起
1855年6月，就在印花税废除后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