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

 　　本世纪以来，在河北各地陆续发现了多处古地道遗迹。河北一些地区长久以来就流传着关于古代地道的各种传说，而今古地道遗迹的发现证明这些传说是由来有自的。河北境内的古地道早在建国之前就偶有发现，但未作有计划的发掘和清理；七八十年代以后，河北考古工作者对邯郸和永清两地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古地道所进行的系统清理，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本文试图结合文献材料对这些地道的时代以及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一考察，并将其与本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北地道加以比较和参照，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历年来河北境内发现的多处古地道遗迹

 　　迄今为止，河北境内共有四个地区发现过古地道遗迹，即永清—霸县、雄县、蠡县、邯郸。下面首先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分别作一介绍。
　　（1）永清、霸县古地道
　　永清和霸县均属今河北省廊坊地区，在两县之间有规模可观的古地道发现，民间传说是宋辽战争的遗迹。地道的主要走向有二：一是从永清县城南关西南通往霸县城，一是自永清县城东南通向霸县信安镇，连亘十几个自然村。其中永清境内瓦屋辛庄的地道规模最大，均为青砖所甃，所用青砖规格一致，质量上乘，似为统一烧制而成。地道穹顶穹门，高约1.5米，宽约0.5米，洞中路线相当曲折，其中有屯粮之处，有聚兵之处，从入口到出口，循行一遍约需十几分钟。1989年12月22日，在永清县举行了一次“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人们将这一地区的古代地道定名为“古战道”。[1]
　　（2）雄县古地道
　　1982年1月，在雄县县城东北约18公里的祁岗村，农民打井时发现砖砌地洞，同年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120平方米，在离地表3.3米深处发现砖砌券顶，暴露出一段地道，其结构包括主道、藏身洞及内室。
　　这条地道全用砖砌。主道高0.9米、宽0.8米，在三合土夯实的基础上单砖砌十一层，再起券而成。主道两侧有灯龛。进入主道30多米处，两侧有相对的藏身洞，往前数米拐角处有一隐蔽石板，揭开石板可见一方坑，从方坑经过一条支道进入内室。内室长3米，宽2.7米，高1.62米。四周墙角砌有气眼，墙顶部有灯龛，东西墙有相对的券洞两个，券洞内有陶瓷生活器具。[2]
　　（3）蠡县地道
　　蠡县今属河北省保定地区。据傅振伦先生回忆说，他三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时，曾从教育系同学温锡曾、国文系同学刘振岳处得知蠡县发现古地道的情况，谓地道大部为砖砌成，结构庞大，洞内复杂深邃，当地农民不敢深入，遂将洞口掩埋起来。[3]
　　（4）邯郸古地道
　　邯郸境内的地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庞大、构造最复杂、保存最完好，同时也是清理最完善的一处古地道遗址。
　　邯郸境内的古地道早就有所发现，据说民国六年就曾在磁州临水镇、彭城镇（今属邯郸市）一带发现过地道，以后又于1937年、1953年、1969年在同一地区陆续发现十馀处。[4]但上述地区古地道的大面积发现和系统考察清理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在邯郸市西南约45公里的峰峰矿区所进行的人防和基建施工中，先后在九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处古地道遗址（民国初年以来曾发现地道的临水镇、彭城镇均在此范围之内），其中新市区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在这里发现的不同规模的古地道段落达77处之多。地道的结构颇为复杂，有的地方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在现地表2.5米深处，中层距地表4.5米至7米，下层在距地表9米以下深处，最深处据称有12米。巷道弯弯曲曲，上下相通。除了巷道之外，地道的主要结构还有供人出入的竖井（包括水井、旱井、地道中的暗井），用作生活设施的各种洞室（包括住人洞、储粮洞、炊灶洞、作坊洞）和洞龛（包括井龛、瓮龛、壁龛、灯龛），以及通气孔等等。根据地道中出土的南宋和金朝钱币以及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瓷器等物，清理者将这一地道遗址确定为宋金时期的文物。1982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地道之运用于战争由来已久，中外战争史上最常见的地道是作为一种攻城战术而运用的地道。就中国而言，这种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墨子·备穴篇》即是专门针对地道攻城法而提出的守城方法，其中一法是：“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者为罂，……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就是所谓的“地听”。攻城地道一名“地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云：“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又《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条，裴注引《魏略》云：“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称：“地突，地道也。”
　　上述攻城地道虽普遍运用于历代战争中，但却几乎没有任何遗迹保留到今天，而饶有趣味的是，在今四川合川钓鱼城内，残存着一段从城里通向城外的地道。钓鱼城是南宋后期宋蒙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场，开庆元年（1259年）宋将王坚曾坚守此城达半年之久，最终击退蒙哥汗统率的蒙古大军。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当时的守城者所挖掘，用以对付敌方的攻城地道的，亦即《墨子》所说的“凿穴迎之”的守城战术。宋人对这种战术曾做过详细的解释：“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甕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甕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6]
　　然而在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与上述攻城地道的性质是大相径庭的，它是在平原地带构筑的一种防御性的地道。与攻城地道相比较，它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开掘完成的。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有关这种类型地道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对它进行详审的研究。

二、宋辽时期的河北地道

 　　对于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人们一般认为是两宋辽金时期的遗物。确实，在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似乎没有大规模构筑地道的必要，而地道中出土的宋代文物又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宋代，况且宋辽金时期河北特殊的历史环境又确实有开掘地道的需要，因此关于河北地道的大的断限问题应该说是不存在疑问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各处地道的更具体的时代，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恰当的解释。
　　谈及地道的时限问题，首先应考虑宋辽金时期河北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北宋与辽朝在河北地区系以巨马河（或作“拒马河”，亦称白沟河）为界，澶渊定盟前，宋辽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国边境地区更是饱受战火蹂躏；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依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燕京，其间百馀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处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巨马河沿岸（主要是巨马河南岸北宋一侧的部分州县）仍经常遭到来自对方的骚扰，致使当地百姓不遑宁居，这个问题下面再作详细解释。
　　南宋与金朝的边界，自绍兴和议（1142年）后确定为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因此整个河北地区都在金朝的版图之内，但在绍兴和议成立之前的十馀年间，河北境内（主要是巨马河以南的原北宋故地）的许多州县都有抗金义军在进行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正可以解释地道的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考虑到各地地道遗址中出土的有关文物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等因素，我认为永清、霸县地道和雄县地道应属宋辽时期的文物，而蠡县和邯郸地道则是宋金时期构筑的。仅从地理位置来看，永清、霸县（宋霸州）和雄县（宋雄州）均处于巨马河两岸的宋辽边境地区，这些地方发现的古地道理应与宋辽战事有关；而蠡县和邯郸在北宋时地处内地，实无开凿地道的必要，因此它们只能是宋金时期的遗迹。
　　关于永清、霸县的古地道，在1989年召开的“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当地的民间传说是可以信据的，即这些地道是宋辽战争遗迹；另外从地道工程之浩大、所用青砖规格统一等情形来推测，人们认为这应该是由北宋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构筑的军事防线。此后王树民先生又特意撰文对此加以考证，进一步明确指出永清境内的地道应开凿于澶渊结盟之前的宋辽战争时期，但他觉得从地道的规模来看，实不足以隐蔽大兵团，不能起到军事防线的重要作用，而大概只是当地百姓的防御性工事，主要用于自卫的目的。[7]这一结论是十分允当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此只是想就宋辽时期永清、霸县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一点更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对王树民先生的意见略加补充。
　　五代时，今永清县属涿州，霸县属莫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其中就包括此二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在今雄县）、益津（在今霸县）、淤口（在今霸县信安镇）三关，遂以瓦桥关置雄州，以益津关置霸州，后宋太宗又以淤口关置信安军。于是此后宋辽两国便以巨马河一线为界，永清县在河北辽境，霸州在河南宋境。北宋前期，宋人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但宋太宗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在澶渊定盟前的数十年间，巨马河两岸始终是宋辽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盘。直到澶渊之盟后，辽朝仍不肯放弃对巨马河南岸的领土要求，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向宋索取后周时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其中就包括霸州），结果宋以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求得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当地人民的困难处境不难想象，其村落中的地道大概就是他们用于自卫的主要设施。
　　关于雄县发现的古地道，目前尚无人加以探讨。今河北雄县，北宋时为雄州，辖归信、容城两县。如前所述，雄州也是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燕云故地之一，但雄县境内的古地道恐怕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背景。雄州是宋辽边境地带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虽然此地的州县官员一向由北宋任命，但它的领土主权却始终不明确，因之被称为“两属地”，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作“两属户”（或称“两输户”），即他们既要承担宋朝的赋役，又须承担辽朝的赋役。雄州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崇宁三年（1104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王荐在呈给朝廷的一份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雄州“与虏人以州北拒马河为界，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一万六千九百有馀，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8]由此可知，雄州的两属地位早在太宗端拱初（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就已形成，而直到北宋末年也未有改变。辽朝虽在雄州没有常驻军队，但却时常派遣人马过河来巡防，或“驱马越拒马河放之”，[9]甚至还准备在雄州境内建立寨铺，因此难免与宋朝方面发生冲突。辽朝除了向雄州百姓征取赋税、支派差役外，有时还强行签发兵丁。熙宁九年（1076年），“雄州言：北界于两属费家庄六村各差强壮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更宿”。[10]当地人民不堪其扰。雄州百姓处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之中，为了逃避辽朝的赋税差役，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藏起来，雄县发现的古地道与永清、霸县地道不同，它显然不能用于战斗，而只是一个隐蔽所而已。另外，如果说永清、霸县地道主要只是在澶渊之盟前被利用的话，那么雄县地道则可能在整个北宋期内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

 　　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知道当时的地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构筑的，就必须对南宋初期的河北局势有所了解。
　　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汴京第一次遭到金军围攻。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金军自汴京城下退兵。自此时起，河北、河东百姓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及至北宋亡国，二帝北狩，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终于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时河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11]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就任宰相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料理两河，于是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对两河的忠义民兵进行组织、联络和整编，同时又命宗泽为开封留守，予以控驭。
　　然而李纲因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排挤，在位仅75天就不得不辞去宰相，张所、傅亮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快去职。不过在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河北各地的义军一直都很活跃，其规模也日渐扩大。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故，由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杜充遵秉朝廷主和势力的意旨，对抗金义军多方掣肘，致使河北义军的抗金斗争转入低潮，一些势力雄厚的义军集团也分化为若干小股的游击武装。但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河北人民仍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立的壬戌之盟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正式划归金朝，两国彻底休战，河北义军的活动才销声匿迹。
　　后来由于金海陵王的南侵，引发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新高潮，从绍兴末至隆兴初，见诸记载的抗金义军就有四十馀支，隆兴和议订立后才又趋于沉寂。但这个阶段抗金武装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与南宋接壤的南京路和山东东、西路，河北境内则较为平静。所以宋金时代河北义军的活动基本上是在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十五六年间，河北境内的地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开凿的。
　　南宋初年河北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山水寨，即靠山的入山扎寨，邻水的入水结寨，使女真骑兵难以进攻。如王彦八字军占据太行山，马扩奉信王榛据有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就是其中声势最大的山寨武装。建炎初，仅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以北就有五十多处山寨，“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12]
　　保有山水寨的抗金义军一般来说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当时更为普遍的抗金斗争形式则是随处可见的民间自卫武装──忠义巡社。[13]巡社本是河北人民在金军入侵以后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地方武装，建炎初，随徽宗北迁的曹勋自燕山遁归，回朝后向高宗报告他途经河北时所看到的情况时说：“臣过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箭，保护一方，谓之巡社。……问其所向，心存田里，欲自保其土。”[14]为了利用这种地方武装来进行抗金斗争，此后不久，南宋政府便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忠义巡社的组织办法。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户部尚书张悫“建言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乃以‘忠义巡社’为名。……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15]同时还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训练、管理制度。[16]当时的忠义巡社不光乡村有，城镇也有，“其坊郭民户巡社并依乡村巡社法施行，并以忠义强壮为名”。[17]忠义巡社除了保卫乡土之外，并有义务“应援本州县，并把截津渡要害，及应援邻近州县乡村”。[18]
　　河北抗金义军原本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武装色彩，忠义巡社更是如此，它通常都由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出面组织，有时甚至完全是宗族性的武装，如相州南平李氏、平罗蔺氏、鹤壁田氏等等都是如此。[19]因此他们的凝聚力一般都很强，这一点与往往系由乌合之众鸠集而成的山水寨武装有所不同。
　　根据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的上述特点来判断，我觉得当时若利用地道作为抗击金兵的手段，不大可能是据守山水寨的大宗义军武装所为，而极有可能是民间忠义巡社所为（邯郸地道的情况较为特殊，另当别论）。因为山水寨本身就有险可据，毋需再构筑地道，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百姓，没有天然屏障可以凭恃，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开掘地道，这种地道主要是用于自卫的防御性设施，所以一般应散布在平原村落的居民点内。构筑地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严密的规划和组织，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凝聚力颇强的忠义巡社就是最合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以上是就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与地道的关系所作的一般性分析，至于具体说到目前已知的两处地道，其中蠡县地道由于材料太少，无从详细论证，可暂置不论。下面主要对邯郸地道的背景做一点详细说明。
　　邯郸在宋金时代属磁州。关于磁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金代文学名家赵秉文如是说：“北趋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晋之郊，东驰海岱之会，磁为一要冲。”[20]顾炎武则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评价说：“州依太行之险，控漳滏之阻。战国时，秦赵往往争胜于此。”[21]今天发现地道的峰峰矿区所在地名曰鼓山（一曰滏山），宋金时属磁州武安县。金人胡砺在《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一文中对鼓山的地理形胜有这样一段描述：“山势崛起，壁立千仞，不与他山相连。其西则太行诸峰对峙，其南则滏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传鼓鸣则有兵起。……□自兵兴（指建炎、绍兴年间的宋金战争），由兹山险固，为盗贼渊薮。”[22]按鼓山系太行山馀脉，其南端隔河与神麇山对峙，滏阳河（宋称滏水）横穿其间，这就是所谓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口──滏口陉。《读史方舆纪要》称：“滏口，太行第四陉也，山岭高深，实为险扼。……凡出并、邺之间者，滏口实为之冲要。”[23]滏口自古以来就是河东与山东之间的一个重要通道，故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左副元帅宗翰攻河东，东路右副元帅宗望攻河北。时宗泽知磁州，缮城隍，治器械，募义勇，决计固守。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出使金军，至磁州，为宗泽劝阻，磁州百姓杀康王副使王云，康王遂还相州。十二月，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帅府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磁州实为之屏蔽。后宗泽为副元帅，去磁，磁州遂为金军所陷。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命统制官薛广、张琼率兵六千人会河北山水寨义兵，共复磁、相”。[24]此后磁州虽长期遭到金军围攻，但仍顽强坚守达两年以上，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因粮绝，权知磁州苏珪才举城降于金人，“时磁州武安县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闻磁降，乃下”。[25]按鼓山正介于磁州州治滏阳县与武安县之间，当滏阳和武安坚守未下之时，鼓山也必定是在宋军控制之中，这样滏阳和武安方可以互相倚援，鼓山一带的地道网可能就是在这期间构筑的。这里的地道网络结构之复杂，工程之浩大，远不是河北其它地区的地道所能够相比的，大概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地道中出土的铁兵器和瓷雷等军用物品，也暗示着此地曾经历过一场苦战。所以我估计邯郸峰峰矿区的地道不是像一般平原村落的地道那样出自地方忠义巡社之手，而是磁州守军为了磁州保卫战的需要而苦心经营的结果。
　　据傅振伦先生说，邯郸地道民间一向称之为“躲金洞”，而且他曾从朋友手中得到过一件出自地道中的铜辔，上刻“大宋”二字。[26]另外七十年代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地道中清理出来的宋代铜钱中，包括“建炎通宝”数枚。这些都为我们判断地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其中尚有一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地道中所出土的铜钱，年代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正隆元宝”是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年）所铸，离磁州保卫战已有三十年之久。这当作何解释？我认为此地的地道可能在金朝后期的金蒙战争中再度被人们利用，“正隆元宝”当是这个时候遗下的。
　　金朝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起开始遭受蒙古的入侵。时蒙古军所经之处，“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27]磁州地当要冲，自1213年后曾四次被蒙古军及宋军攻陷：第一次是金贞祐元年（1213年）秋，时蒙古分兵三路南下，其中“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   、磁、相、卫、辉、怀、孟”，而后折向河东，大掠而还；[28]第二次是金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大元兵下磁州”；[29]第三次是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蒙古大帅木华黎破磁州滏阳；第四次是金正大二年（1225年）七月，宋将彭义斌自山东进军河北，下磁州。在此十数年间，鼓山的地道网可能曾得到当地军民的充分利用，不管是用于抵御蒙宋军队的进攻，还是用于躲避兵火杀戮，这些地道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河北古今地道的比较与参照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河北人民曾经把地道战作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战术而广泛地加以运用。保存至今的河北保定冉庄地道和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也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我们若将宋辽金时代的河北古地道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地道作一比较，必定会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术滥觞于1941年，而广泛应用是在1942年以后。开展地道战的中心区域是冀中平原，至1944年冬，冀中平原的地道总长度已达二万五千里左右。[30]而目前发现的河北古地道，除了邯郸一地之外，其它的也全都集中在冀中平原地区，这表明地道战术在冀中的成熟不是偶然的，其中显然有一种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传统的因素。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地道战术的运用仅限于河北和今北京境内的部分地区，当然这和地理条件、土质状况和地下水位等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而迄今在河北之外亦从未发现过任何古地道，说明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31]
　　关于抗战期间冀中地道的总体发展情况，1945年5月，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文中进行了总结，他把冀中地道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秘密地窖、隐蔽地道、战斗地道。[32]我想这个规律对于宋辽金时代的古地道可能同样也是适用的。《元史》中就记载有金朝后期河北、河南百姓开掘地道以避战乱的几个例子，如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真定饥，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33]又如《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曰：“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这两个例子大概还只能算是秘密地窖。《元史》卷一七六《秦起宗传》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秦氏系河北洺水人，“曾大父当金季兵起，窾山麓为洞，奉其亲以居，傍窾大洞，匿其里中百人”。从这个地道的规模来看，当属于隐蔽地道。
　　不过就现存古地道遗迹而言，恐怕已无法提供所有类型的地道标本，因为单个的秘密地窖是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在迄今发现的四处古地道遗址中，雄县地道应该属于隐蔽地道，而其它三处地道无疑都是战斗地道，其中尤以邯郸地道体系最为完善，若论其结构之复杂，恐怕是抗战时期的任何一处地道都无法比拟的（图一）。虽然杨成武曾号召在冀中各地构筑“重叠地道”和“并列地道”（见上引杨文），但我在有关地道战的档案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像邯郸地道那种三层结构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抗战时期所构筑的所有地道，从来没有用砖石铺砌的，[34]只是偶或有用木棚支撑者。这种简易地道在雨季极易崩塌，故抗战结束后，冀南区第五专员公署曾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各县在1946年麦收前将地道全部填平，以减少群众损失。[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几乎全是用砖甃成的，这说明它们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成就，而必定是长期经营的结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些古地道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致崩塌毁坏。
　　河北境内的古地道与抗战期间的河北地道在内部结构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以邯郸古地道为例与后者做一对比。
　　（1）出入口
　　邯郸古地道主要以水井、旱井或暗井为出入口（参见图二至图五）。其中暗井是升降转换于各层地道之间的隐蔽洞口，如图四、图五都是利用暗井来连接地道第二层和第三层，其中图五的暗井口开在一个洞龛底部，在井口盖一块毛料石板，石板上覆盖着0.3米厚的土层，伪装得十分巧妙。类似的暗井通口，在1943年冀南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印发的《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也可以见到（见图六），这件档案材料对抗战期间的地道出入口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细节：“洞口分两种：一供民兵保卫村庄时用的，便于进出，其位置应选在街口、胡同口、土堆、交通沟、坟地、树林、破屋和警戒附近；一种是群众用的，主要是伪装，如在院里、屋里、东西底下、柴棚内、夹道里、猪圈里、牲口棚里、坑里、井里、墙底下等。还有在洞道之中的，将套洞迷惑敌人。”[36]从图七可以看到当时地道洞口的几种最常见的伪装。[37]
　　（2）障口（卡口）
　　障口（卡口）是地道里的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邯郸古地道的障口形制，如图八所示，乍看好像是地道尽头，而通过清理发现障道口地面下凹，并有三层土台阶，每层高、宽均约0.3米；顺台阶而下，有一条高0.8米、宽0.7米、长度7米的障道，只能容一人爬行；障道的另一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第二层地道的主干线。据清理者推断，这种设施可能有两种用处，一是可防水、防烟熏，因为障道口很容易堵死；二是在敌人攻入地道的情况下，可通过障道转入另一地道。这一假想如今可以部分得到证实。从抗战时期河北地道战的档案史料来看，这种障口非常普遍，当时人们习称为“卡口”，据称卡口的好处一是“便于迷惑敌人”，二是“便于堵口，为防毒防烟良好设备”（见图九）。[38]另外，当时还有一种称为“翻口”的地道设施，也具有与卡口类似的作用（见图一○）。[39]
　　（3）通气孔
　　邯郸古地道中的通气孔，据称有两种类型，一种估计是由下向上锥成的，故呈下粗上细的形状；另一种通气孔是用直径12厘米的灰筒瓦对合而成的。关于抗战时期的地道通气孔，在前引《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有详细的说明：“洞内气眼位置最好设在卡口里面，以备敌人放毒、点火呕烟。气眼地上出口应该在不注意的地方，如墙壁下、砖堆里、□中、树边上、猪圈里、兔子洞里都可。气眼多少要适当，要看地下室地道盛人多少而定。挖气眼时，注意气眼上小下宽，并使每个气眼的空气能保持对流。挖的办法，先用爪锨子从洞内向上挖，挖到一定的程度，再用铁钎相通即成。”[40]邯郸古地道的第一种类型的气眼，估计就是用这种办法凿成的。另外，1944年6月《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所提供的气眼隐蔽方法的几幅图示（图一一），[41]在当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4）地道中的生活设施
　　在抗战时期的地道中，除了厕所之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生活设施，而古地道则不然。以邯郸地道为例，在三层结构的地道中，一般以第二层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层里，灯龛密布，住人洞室、炊灶洞室、饮水井、铸造作坊、储粮瓮洞等一应俱全。其中住人洞室大的可容20馀人，小的可容3至4人。洞室中有土炕，炕上有土枕，某些洞室内还残有土灶、煤渣堆等（见图一二）。炊灶洞室最大的一个高2米、长8米、宽4米，可容数十人，洞室壁被炊烟熏得漆黑，洞室中残存缸、盆、壶、碗、盘、石磨等物。邻近炊灶洞室的地方往往有水井，有水井处一般挖一个井龛，龛的顶部设一铁吊环，龛的四周灯龛很密，其中有的水井在文物部门清理时仍能见到泉水汩汩流动（图一三）。作坊洞是地道中最大的洞室，在一个长达24米的作坊洞室中，遗有金属块和一个铜质模范，从清理者所描述的铜范形制来看，我猜想它可能是用于铸造牌符一类的军用品的。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地道大体上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隐蔽所来使用的，人们每次在里面滞留的时间都不长，所以无需太多的生活设施；而邯郸古地道则显然是可以供人们在里面长期栖息的，其体系之庞大，设施之完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镇。八九百年前的中原人民能够营造出如此复杂的地道，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注释：

[1]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肖涯：《神奇的地下古战道》，《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
[2]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第6期。
[3]傅振伦：《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载前揭《辽金史论集》第5辑。
[4]同上。
[5]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第8期。
[6]《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地听”条。
[7]见前揭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
[8]《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三月丁卯条。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辛巳条。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建炎元年六月。
[12]曹勋：《进前十事札子》，《松隐集》卷二六。
[13]关于南宋初年的民间忠义巡社，请参见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52～58页。
[14]曹勋：《进前十事札子》，《松隐集》卷二六。
[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丁卯条。
[16]《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至六○。
[17]《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一。
[18]《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六。
[19]参见前揭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第58页。
[20]《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三《磁州石桥记》。按赵秉文即磁州人。
[21]《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河南彰德府磁州。
[22]原出《武安县志》，转引自《金文最》卷六七。
[23]《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县。
[24]《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乙亥条。
[26]见前揭傅振伦：《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
[2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条。
[28]《元史》卷一《太祖纪》。
[29]《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30]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见河北省档案馆编《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31]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在全国各地构筑的地下人防工程系一种新的尝试，其中不乏失败的教训。
[32]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06～107页。
[33]《元史》卷一五一《邸顺传》。
[34]保定冉庄及顺义焦庄户地道的砖石水泥结构是后来为开放参观而重新修筑的，并非其原貌。
[35]《冀南区第五专员公署关于抓紧填平地道地洞的决定》，1946年4月11日。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205页。
[36]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33～34页。
[37]据《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6月。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44～45页。
[38]同上件档案，第47页。
[39]同上件档案，第46页。
[40]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34～35页。
[41]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