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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有山水寨的抗金义军一般来说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当时更为普遍的抗金斗争形式则是随处可见的民间自卫武装──忠义巡社。[13]巡社本是河北人民在金军入侵以后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地方武装，建炎初，随徽宗北迁的曹勋自燕山遁归，回朝后向高宗报告他途经河北时所看到的情况时说：“臣过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箭，保护一方，谓之巡社。……问其所向，心存田里，欲自保其土。”[14]为了利用这种地方武装来进行抗金斗争，此后不久，南宋政府便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忠义巡社的组织办法。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户部尚书张悫“建言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乃以‘忠义巡社’为名。……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15]同时还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训练、管理制度。[16]当时的忠义巡社不光乡村有，城镇也有，“其坊郭民户巡社并依乡村巡社法施行，并以忠义强壮为名”。[17]忠义巡社除了保卫乡土之外，并有义务“应援本州县，并把截津渡要害，及应援邻近州县乡村”。[18]
　　河北抗金义军原本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武装色彩，忠义巡社更是如此，它通常都由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出面组织，有时甚至完全是宗族性的武装，如相州南平李氏、平罗蔺氏、鹤壁田氏等等都是如此。[19]因此他们的凝聚力一般都很强，这一点与往往系由乌合之众鸠集而成的山水寨武装有所不同。
　　根据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的上述特点来判断，我觉得当时若利用地道作为抗击金兵的手段，不大可能是据守山水寨的大宗义军武装所为，而极有可能是民间忠义巡社所为（邯郸地道的情况较为特殊，另当别论）。因为山水寨本身就有险可据，毋需再构筑地道，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百姓，没有天然屏障可以凭恃，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开掘地道，这种地道主要是用于自卫的防御性设施，所以一般应散布在平原村落的居民点内。构筑地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严密的规划和组织，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凝聚力颇强的忠义巡社就是最合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以上是就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与地道的关系所作的一般性分析，至于具体说到目前已知的两处地道，其中蠡县地道由于材料太少，无从详细论证，可暂置不论。下面主要对邯郸地道的背景做一点详细说明。
　　邯郸在宋金时代属磁州。关于磁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金代文学名家赵秉文如是说：“北趋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晋之郊，东驰海岱之会，磁为一要冲。”[20]顾炎武则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评价说：“州依太行之险，控漳滏之阻。战国时，秦赵往往争胜于此。”[21]今天发现地道的峰峰矿区所在地名曰鼓山（一曰滏山），宋金时属磁州武安县。金人胡砺在《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一文中对鼓山的地理形胜有这样一段描述：“山势崛起，壁立千仞，不与他山相连。其西则太行诸峰对峙，其南则滏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传鼓鸣则有兵起。……□自兵兴（指建炎、绍兴年间的宋金战争），由兹山险固，为盗贼渊薮。”[22]按鼓山系太行山馀脉，其南端隔河与神麇山对峙，滏阳河（宋称滏水）横穿其间，这就是所谓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口──滏口陉。《读史方舆纪要》称：“滏口，太行第四陉也，山岭高深，实为险扼。……凡出并、邺之间者，滏口实为之冲要。”[23]滏口自古以来就是河东与山东之间的一个重要通道，故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左副元帅宗翰攻河东，东路右副元帅宗望攻河北。时宗泽知磁州，缮城隍，治器械，募义勇，决计固守。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出使金军，至磁州，为宗泽劝阻，磁州百姓杀康王副使王云，康王遂还相州。十二月，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帅府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磁州实为之屏蔽。后宗泽为副元帅，去磁，磁州遂为金军所陷。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命统制官薛广、张琼率兵六千人会河北山水寨义兵，共复磁、相”。[24]此后磁州虽长期遭到金军围攻，但仍顽强坚守达两年以上，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因粮绝，权知磁州苏珪才举城降于金人，“时磁州武安县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闻磁降，乃下”。[25]按鼓山正介于磁州州治滏阳县与武安县之间，当滏阳和武安坚守未下之时，鼓山也必定是在宋军控制之中，这样滏阳和武安方可以互相倚援，鼓山一带的地道网可能就是在这期间构筑的。这里的地道网络结构之复杂，工程之浩大，远不是河北其它地区的地道所能够相比的，大概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地道中出土的铁兵器和瓷雷等军用物品，也暗示着此地曾经历过一场苦战。所以我估计邯郸峰峰矿区的地道不是像一般平原村落的地道那样出自地方忠义巡社之手，而是磁州守军为了磁州保卫战的需要而苦心经营的结果。
　　据傅振伦先生说，邯郸地道民间一向称之为“躲金洞”，而且他曾从朋友手中得到过一件出自地道中的铜辔，上刻“大宋”二字。[26]另外七十年代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地道中清理出来的宋代铜钱中，包括“建炎通宝”数枚。这些都为我们判断地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其中尚有一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地道中所出土的铜钱，年代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正隆元宝”是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年）所铸，离磁州保卫战已有三十年之久。这当作何解释？我认为此地的地道可能在金朝后期的金蒙战争中再度被人们利用，“正隆元宝”当是这个时候遗下的。
　　金朝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起开始遭受蒙古的入侵。时蒙古军所经之处，“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27]磁州地当要冲，自1213年后曾四次被蒙古军及宋军攻陷：第一次是金贞祐元年（1213年）秋，时蒙古分兵三路南下，其中“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   、磁、相、卫、辉、怀、孟”，而后折向河东，大掠而还；[28]第二次是金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大元兵下磁州”；[29]第三次是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蒙古大帅木华黎破磁州滏阳；第四次是金正大二年（1225年）七月，宋将彭义斌自山东进军河北，下磁州。在此十数年间，鼓山的地道网可能曾得到当地军民的充分利用，不管是用于抵御蒙宋军队的进攻，还是用于躲避兵火杀戮，这些地道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河北古今地道的比较与参照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河北人民曾经把地道战作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战术而广泛地加以运用。保存至今的河北保定冉庄地道和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也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我们若将宋辽金时代的河北古地道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地道作一比较，必定会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术滥觞于1941年，而广泛应用是在1942年以后。开展地道战的中心区域是冀中平原，至1944年冬，冀中平原的地道总长度已达二万五千里左右。[30]而目前发现的河北古地道，除了邯郸一地之外，其它的也全都集中在冀中平原地区，这表明地道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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