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但总的看来，还只是资料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讨。
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系列外债史研究论文，如《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赔款与1902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粤川汉铁路借款问题》、《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的“海军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帝国主义与湖广铁路借款》、《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探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苏杭闽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美国资本与芦汉、津镇、粤汉诸铁路的借款（1895-1898）》、《日俄战争后日、美、沙俄在中国东北铁路投资的竞争（1905-1910）》、《币制实业借款（1903-1911）》、《1907-1908年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美帝与庚子赔款》、《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制度》、《对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额的辨明》、《最早的外债》、《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有关“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帝国主义勒索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多少钱？》15等等。
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6和1959年中国宣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的情况下，对外债性质的认识，中国大陆的外债史研究者比较注重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剥削本质，认为外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外国资本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外债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它们互相之间剧烈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益的工具。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实现其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外债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进行反革命的内战”17；“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18。
此时，台湾的学者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外债性质的认识与大陆学者是一致的19，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原是与资本主义互为因果的。领土的攫夺与经济的剥削是当时列强对外侵略的两大手段。领土的攫夺固有助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亦有便于领土的攫夺。虽然在入手的方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终极则一”；外债是“列强在华恶性竞争，攫获特权的具体表现，从而更严厉的控制中国的财政”20。
而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当时的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在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贡献，讷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起飞理论”，认为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1。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22批评了压迫论，认为“压迫论”作为论述外国经济侵华的命题，缺乏有利的理论证明和全面的事实支持而难以自圆其说23，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其积极作用，“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前者不仅起了在许多领域引进近代技术的创业者的先驱作用，而且实际上为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

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13年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此外，有关外债的著作不断出现，最初是宓汝成在50年代整理中国铁路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33，对外债与铁路修建的关系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还有的是一些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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