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附国之具体疆域

　　最早提出“附国”即“吐蕃”之说的学者是岑仲勉先生，后来马长寿先生也沿此说，按照这个说法，附国之疆域，应是藏族传统分法的卫、藏、安多、康四部，即是现在藏族聚居区的绝大部份。任乃强先生曾在“康藏研究月刊”第四期以《附国非吐蕃质岑仲勉先生》文提出异议，指出：“隋附国为党项族（羌族）之农业古国，国都在今甘孜附近，辖地包括今道孚、炉霍、甘孜、德格、邓柯、康定六县。”我们认为“附国”即“吐蕃”之说应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只从两史《附国传》中的两段话，即可看出（1）“有嘉良夷，即其东部……西有女国，其东北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地望和相邻渐落交待得比较清楚，前已述，在此从略。（2）“故垒石为巢而居……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这种高碉文化，在四川甘孜、阿坝地区才特别发达，卫藏、安多极少。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舟而济。”至今一有的学者认为，嘉良水即雅砻江江，附国水为金沙江。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认为嘉良有水是指大金川，附国有水是指鲜水河，这固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理解他的所指是嘉良夷和附国的首邑所在地流经的河流，所以他才有如下解释：“大约公元六、七世纪时这个断层海迹平原的东部，即今道孚、炉霍两县地后来也曾建立一个比较强大的羌国，今藏族人民把它叫做‘虎国’（打日王朝），即《隋书》所称的‘附国’（注：可能是由于修《隋书》的唐人避虎字讳，改作附字）。……道孚南山今犹呼为‘打日’（虎峰）传说古打日王祭坛所在。”还说：“今丹巴县，即《附国传》里所谓的‘嘉良灵’（今嘉城）即大小金川地方。”我们认为嘉良有水应是指大渡河（当然包括大、小金川）；附国有水应是指雅砻江；这是以附国所辖势力范围而言。嘉良夷诸部分布于大、小金川和大渡河上游，阳昌伯先生在甘孜州资料第四辑《沪定建置沿革》中叙“到隋代沪定地区在嘉良夷范围内。原居住在丹巴的嘉良族，因内乱分支来沪定居住，附唐诸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在沪定设置嘉良县，县治在今嘉靖河坝。”应该说这个嘉良县即是东嘉良部。被誉为“千碉之国”的丹巴中路、梭坡就在大渡河畔，曾有不少人疑此为嘉良夷故都。雅砻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从甘孜州石渠县入境，南北纵贯甘孜州心腹地带，经石渠、邓柯、德格、甘孜、新龙、理塘、雅江、九龙等县，汇鲜水河、达曲河、力邱河、九龙河、无量河等众多支流，整个甘孜州除少数县外，基本属于该河流域。有人把康区文化称之为雅砻江文化，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按照藏族传统历史分法，把下区青康高地依水流和山势起伏情形分为六岗。附国所辖范围应是“色莫岗”的大部（即金沙江上游和雅砻江上游之间的地区）；木雅热岗全部（雅砻江中下游以东，大渡河上游以西及以东沿岸地区——这是附国之核心地区）；崩波岗之大部（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偏南地区）；此外还有附国传中提到的“往往有羌”中的白狗羌，唐代吐蕃兴起后，白狗羌臣服于吐蕃，即是唐代所谓的“西山八国”之一部，据专家们考证，其分布在维、保二州地带，也忧是现在阿坝州的理县、黑水一带。以上四个地区应该说就是附国的整个疆域　面积估计约二十万平方公里。

三、附国的主要族系问题

　　1．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来观察，在上述区域内，除了广泛使用的藏语康方言、安多方言和嘉绒语外，至今还保留着几种与藏语不相同的独立的羌语支，例如贵琼语、木雅语、巴语、尔龚语等，在这些语支中，也同样存在着有一定差异的方言，1987年冬刘辉强同志在道孚调查尔龚语，发现仅道孚尔龚语就存在四个方言区。在丹巴人们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打尖馍馍话”，就是说人出门远走，不等一个打尖馍馍吃完（意为走不了多远），话又不同了。在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内存在这样复杂的语言现象，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近些年来，不少研究民族语言的专家学者，来甘孜州进行实地考察，根据这些专家研究比较和考证，以及从事藏史研究的专家普遍认为：康定、九龙、石棉地区操木雅语的藏族与在宁夏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拓跋部有族源关系，甚至操尔龚语的道孚藏族也与党项羌拓跋部有族源关系。这个问题不仅为国内学者所重视，国外的许多学者也都十分关注。最早的是英国的巴卜尔，他于1882年发表了《中国西部旅行及考察》，书中就记载了他对木雅语的考察情况。后来；英国的屋尔芬顿、美国的保尔斯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士宗和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都先后对木雅语、尔龚语进行过调查。最为突出的是石泰安先生，他先后发表了《弭药与西夏》、《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和祖先传说》、《关于弭药一西夏的藏文最新材料》等文。在我国老一辈的学者中，在木雅部落的族源问题上比较有影响的是王静如和邓少琴两位教授。王静如教授认为：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羌原来就居住在川康地区，后来才向北迁徙，并且，建立西夏王朝，所以北徙的党项羌和原驻地的先民，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当西夏灭亡后又集体避难归故。而邓少琴教授却认为，明正土司甲拉甲布是西夏王朝西吴王之后，西夏王一朝灭亡后，他们仍然把新迁居地称之为弭药（即木雅）。尽管他们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在木雅与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有族源关系这点上是趋于一致的。从事语言研究和西夏研究的学者也无异议，并且进一步提出了道孚一带操尔龚语的藏族与操木雅语的藏族有同源关系的看法。

　　从事西夏研究的李范文同志曾到甘孜州作过大量考察，也写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专论，他在《道孚》一文中说：“木雅地区之西吴藏文为（Seru）‘吴’与‘务’‘坞’藏文相同，皆（ru）之译音。邓少琴先生考证，吴的古读音为夏，西吴即西夏，根据他的考证我们可以把大务、道孚　、道坞统译为大夏。”“我们在康定调查时，据民间说法：有大木雅之小木雅之分，康定县之营官、塔公、沙德三区，历史上被称之为小木雅，道孚、乾宁、炉霍、新龙被称为大木雅，小木雅既然可以称之为西夏，大木雅为何不可以称大夏？”

　　“西夏建国，国号大夏。西夏的民族为党项族，党项未北徙而留居的民族更号弭药。又称木雅。党项一西夏一大夏一木雅一弭药五为一体，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而已。”

　　“我们初步认为道孚人是古代党项八部中之一部，拓跋部最强，迁于北方，余部吐蕃更号弭药，这个道孚人很可能就是古代之弭药人。他们的语言与康定木雅人的语言不同，但部分基本词汇相近，并与西夏语相似。”

　　上述推理，看起来很严密，也合乎情理，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过去相当多的文章中没有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对于类似“木雅”、“尔龚”、“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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