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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晚上到学院路一带的下等酒吧,为学生和市民无产  者演唱。在没有签约之前,如果还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只能像乡村马戏团一样演出(门  票三元,下雨天五折);当然,最好是唱港台的流行歌。第二,反叛只能是符号性的,  不能带进现实,否则就永远也不会有买主。第三,他们终于发现,“艺术家”成了骂人  的话。他们对“摇滚艺术”已经绝望,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跟自己较劲。
  在那个著名的摇滚村里,几乎集中了当代中国所有的摇滚艺术家。他们整天唱着、喊  着、又摇又滚、相互辱骂、斗殴、吸毒、乱交。他们用这种自虐的方式来诅咒生活,诅  咒自己为生存而牺牲艺术时所做的让步、妥协。当地农民反映,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农  民的脑子基本上被弄晕了。还有一位农民抱着小猪来找摇滚经纪人索赔,说他的小猪被  摇滚吵得三天没有进食,快死了。尽管农民满腹牢骚和怨言,但还是接受了这一切。因  为摇滚青年(演唱会、房租、日常生活开销)给他们带来了效益。农民们和摇滚青年们互  相折磨。摇滚在农民的嘲弄下苦苦地熬着,为的就是暂时付出一部分尊严,等待着一个  更大的自由:签约。签约的日子终于到了。摇滚青年代表平路单刀赴会。但他失败了。  因为他太有个性,太反叛,太摇滚。没有人希罕真正的摇滚(艺术)。摇滚经纪人对平路  说,改一改脾气再来,“反叛精神”是广告宣传的需要。“对外反叛,对内听话”,正  泄露了市场意识形态中批判的虚伪性和铜臭味。
  这里包含几个矛盾:第一,摇滚(艺术)与公众的矛盾。底层人(农民、市民无产者)与  上层人(权力和经济上的上层人)想法基本上一样。摇滚(艺术)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农民  渴望的是尽快致富,变成上层人(老板),而老板也是由农民量变而来的。底层人需要上  层人允许或支持他们致富;上层人希望底层人努力拼搏,证实他们的伟大预言,他们是  一对精神兄弟。因此,他们需要的是“秩序”,并不需要反叛(摇滚、艺术)。
  第二,摇滚(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反叛”只有成为一种“声音符号”才能被商业接  受。也就是说,“反叛”必须放弃动词的属性,仅仅成为形容词,反叛的才可能与商业  结缘。摇滚青年之所以能表里如一(日常行为和音乐形式)地反叛,不被抽象的意识左右  ,不被形容词化,就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内容中加入了肉体和欲望的因素(包括毒品、  性、暴力等自杀性的因素)。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勾起消费欲望的元素,商业看中的正  是这一点。
  第三,艺术与商业的矛盾,最终以商业文化本身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了。商业秩序害  怕反叛,商品销售却需要“反叛”(它的惊人性,它的新奇性)。“反叛的意识形态”成  了一种商业修辞。文化掮客在批发“反叛”,为的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在消费快感中放弃  反叛。因为摇滚(艺术)成了一种专业,代替消费者宣泄愤怒的情绪。这是社会分工精细  化的结果。摇滚青年平路,用自己的失败和死亡,揭穿了摇滚(艺术)被收买和消费(流  行)的秘密。
  我还要分析《北京乐与路》中的另两个主人公:来自安徽农村的女青年杨颖(平路的女  友),以及来自香港的资本阶级少爷米高。
  杨颖是一个被摇滚和现实唤醒了的青年农民。在“摇滚村”里,她已经不是一个糊涂  的人,而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了。她的“经验”来源于农村的苦难生活和都市流浪的  遭遇。但“来源”还不是“经验”,而仅仅是“经历”。经历人人都有,无论是农民还  是市民。但“经验”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是摇滚(艺术)生活催生了她的“经验”。以至  于她能经常语出惊人,张嘴就是充满火药味的反叛哲理。也就是说,她已经能够把她的  经历,无论是农村生活还是都市生活,抑或正在发生的“摇滚生活”说出来,这就是“  经验”。
  杨颖说:自杀的方式有很多种,嫁给搞摇滚的是其中之一(在当代文化中艺术就相当于  自杀)。乐队的其他成员也说:活着就是等死,摇滚是最快乐的等死方式(这是“自毁式  快感”,馈赠给当代艺术惟一让人着迷的礼物)。杨颖、平路他们将“经验”用格言的  方式表现出来了,增加了“经验”的穿透力和批判性。格言的力量在于,它不但总结了  过去,也预示了未来。当他们对这种格言化了的“经验”既批判,又不放弃的时候,他  们立刻就获得了“自由”。结果只能是,让社会的大卡车,将摇滚的小摩托撞死。这就  是“经验”的代价。
  可是,同样的经历却可以产生不同的“经验”。这就是“经验”的暧昧性,可变性。  它使“经验”批判变得十分迫切。在摇滚村里混过的人,有同样的摇滚(艺术)经历,却  可以获得与平路、杨颖等人截然相反的“经验”,那就是:摇滚(艺术)并不是自杀,而  是众多自救的方式之一;摇滚(艺术)并不是等死,而是通往快乐的康庄大道。比如,大  陆一位与“华纳”公司签约的摇滚歌手,在领取音乐奖章的时候,就说出了这种反面“  经验”。他认为愤怒和反叛,不过是一种形式,并认为这是一种入道之初的不成熟的表  现。将“愤怒和反叛”仅仅当做一种形式,是摇滚(艺术)商业化的“武林秘笈”。也就  是说:唱什么、如何唱的问题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要明白,为什么而唱。
  假如没有“签约”的困惑,没有来自金钱的烦恼,还有没有唱的必要呢?这就是优雅的  香港资产阶级歌手米高的困惑。他来到北京之后,惟一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为什么要唱  ”的问题。不过,尽管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还学会了讲粗口话,酗酒。但他不是一位  流浪者,而是一个旅游者。他获得的不是“经验”,只是经历,一种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的历险经历。因此,他永远也不会成为摇滚青年。他的生活没有格言,只有“童话”(  一粒墨西哥跳豆)。因此,他成了杨颖的“生活理想”,就像平路是杨颖的“艺术理想  ”一样。“艺术理想”的夭折,使得“生活理想”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起来。这是《北京  乐与路》真正的悲剧性所在。摇滚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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