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要鲁迅的文艺评论做到冷漠地对待现实，脱离政治，去追求一种“和平静穆”境界，是办不到的。鲁迅表现出的只能是深切地关心世道，关心民族，关心人民生死存亡的满腔热忱的拳拳情意。从而他满怀喜悦地在《生死场》序言的最后，还特意向读者致意一句：“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为改变苦难的现实，为改革多难的民族，为改变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命运，中国广大人民需要这种坚强和抗争的“力气”!这与《丰收》序言最后一句：“文学是战斗的”联系起来看，评论这类作品的重点和特点，恰好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我们“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不仅他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为革命而呐喊和战斗的；就是从事文艺评论，对青年作者作品的思想要求，已只能是为革命而战斗的。正因为如此，在评论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始终把握住此种高度的思想要求，从而，他的评论，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倾向和革命的战斗要求。
　　　　　　二
　　其次，从作品中主要正面人物的思想或性格的发展及其精神品质的表现，来考察鲁迅文艺评论在这方面的高度思想要求。
　　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般说是作品中矛盾冲突的交织点，是作品思想倾向的基本体现者，而且如果是正面的进步人物，他身上还一定程度地带着环境中新思潮的迹象，带着时代的闪光，他们“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而主要人物的思想或行为的表现，都不可能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而是环绕他们的时代潮流促使的。而且一个作品中正面的主要人物的思想或性格的发展、及其精神品质的表现，都关系着作品内容思想意义的高下，及其社会影响的优劣。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文艺作品的评论中，特别重视人物的思想性格或精神品质表现、并提出高度思想要求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就鲁迅的文艺评论中对文艺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或美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评论来进行具体考察吧。
　　例如在评司徒乔的画时，他立足在尘嚣的现实中，深沉地关注着苦难的人民踏着荆棘向前跨进的每一个步伐。他看到画中北方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他由衷地欣赏这种画，欣赏这些“肥厚的棉衣，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的人民，因为“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而且进一步还说，从这里，他看到了作者表现出的“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倔强的魂灵”!⑶这里，说明鲁迅从司徒乔画中人物的脸色和皱纹中，看到北方劳苦人民对于天然(无疑包括对于社会)经历过长期的斗争，争取生存下来，而且争取生活得更好!显然从这里，更主要看到鲁迅对艺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精神品质的高度要求。他总结式地指出，这表现出了“中国人……倔强的魂灵”。鲁迅在这里是将这种精神品质提到典型的高度来称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人民，就凭着这种“倔强的魂灵”，对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和侵略，进行了不屈的反叛和斗争；而且联系他评陶元庆的绘画时说的，“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⑷。作为一种性格，并在反叛、斗争中发展起来，到今天就要求进而“参与世界”的改革和创建事业!这又是多么鼓舞人心。多么美的倔强的性格啊!
　　接着让我们看看鲁迅为田军(即肖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吧。他无限深情地说：作品写得“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与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⑸。要之，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广大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火和血的反抗斗争。鲁迅就是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下的东三省人民的悲愤和壮烈的反抗斗争场面的评述，无限深情地评价了演出这些场面的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现在，我们试图简单地从这部作品中两类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表现，来具体考察鲁迅评论中的高度思想要求吧。
　　首先从作品中描绘的这支“人民革命军”的指挥者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来看。
　　陈柱司令，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又是共产主义者。他对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本国人民和自己的弟兄，却又有着强烈的爱。在“为死者祭”的场面中，面对着眼前又是两位同志的尸体——一个是负重伤致死的队员，一个是由于日寇给予她种种沉痛创伤打击下，呕吐鲜血倒在同志们面前的李七嫂。悲哀击痛了他坚强的心!他向同志们沉痛地呼喊着：“向杀戮我们姐妹弟兄的敌人复仇!”队员们，高高地挥击着手臂叫喊着，垂挂着眼泪。
　　铁鹰队长本人就是农民，他自觉来参加“人民革命军”，开展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他杀起敌人来没有温情，对待部属比较严厉。这次当敌人袭击来临，仓猝中，他喝令唐老疙瘩将遭受日寇蹂躏而晕倒在地的李七嫂“扔掉”，唐老疙瘩请求不要“扔掉”，队长没有理会，甚至连他也不顾，率领队伍前进了。可是当他见到李七嫂终于艰难地追赶上来，而且穿的是她情人唐老疙瘩那身军服，掮来的是情人遗下来的枪时，他深深地垂下头，摩抚着李七嫂掮来的枪，眼睛向着人群，又轻轻地流下两行泪水。
　　这表明了两位指挥者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
　　其次，看看那个一般农家妇女李七嫂吧。
　　这是个年轻的寡妇。她凭劳动抚养哺乳中的孤儿。在日寇烧杀掳掠的现实教育下，养成了她敢爱敢恨的可贵性格。在遭受日寇兽性般蹂躏，儿子又被这般强盗摔死后，她昏厥在草地上。当她醒来知道苦难中思念的情人唐老疙瘩为了救护她，交出了枪，请队长枪毙他时，她向情人说：“同志能枪毙你吗?去捡起来，我也要同你们走……我软弱吗?一点也不!”这能不感人吗?特别是当情人去取枪而牺牲了时，她又昏迷过去，一种报仇欲望促使她又坚强地站立起来，穿上情人的衣服，提起了枪，流着泪跪别了情人的尸体；又是报仇的欲望支持她追上去，终于来到同志们的队伍中。这是一个多么不屈的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倔强的魂灵啊!这是多么美的魂灵啊!这也正是鲁迅评论人物的高度思想要求。
　　此外，还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一下鲁迅文艺评论中对作品主要人物的思想或性格表现失误而提出的意见。例如对叶永蓁《小小十年》中主要正面人物思想发展过程表现的失误，而提出较高的思想要求吧。
　　鲁迅在为《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对作品的优点，也还是作了充分肯定。但对作品主人公思想发展中明显的缺憾，也还是善意的提出了极其中肯而精确的意见。例如：“……但时代是现代(指大革命时期——引用时附注)，所以从归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鲁迅指出：“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
　　事实也确实如此。作品中主角叶，在作品中是这样说：“到广东去原因，我的意思是对于‘妻’，倘没有积极上相当的方法来解决，我就用消极的办法，愿在广东飘泊下去。”很显然，他的远走广东，完全是为了甩掉家庭为他包办的婚姻——他名义上未婚的“妻”。因此，他的“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婚姻的不自由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⑹，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在作品中，确实没有写出发展必然的过渡的桥梁。而这却又是塑造一个新的思潮激荡下进步青年思想发展而必须着重描写的关键所在。这是桥梁，失去了这桥梁，人物形象就失去了真实性。
　　而且鲁迅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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