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挑战的回应
作为一种伦理和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在当代遇到了社群主义等理论的挑战，但当代自由主义者对各种质疑和批驳采取了积极应战的态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和自我辩解。这些论辩有助于人们认识自由主义在当代的理论诉求和进展。下面集中围绕几个主要的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一、个人与自我
社群主义者抨击个人主义的基本命题，但仔细追究起来，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对于个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理论前提：首先，他们都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其次，个人在思想和语言方面具有唯有人才具有的独特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以社会为基本预设前提的；再次便是道德个人主义，即如果任何事物是有价值的，那最终是指对某个或某些个人或人群有价值。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评价的对象是否为不可约简地社会性的，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对优先性。这最后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也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所共有的，只是对其的理论解释才存在分歧。自由主义者认为评价的对象仍然有可能约简为个人，而社群主义者则认为必须是社会。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前提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对自我的自由主义的理解、泰勒的"社会性命题"、社群之公共善。自由主义对此一一作了回应。其实，自由主义者从未忽视社群的意义，也未拒绝个人参与社群的活动，更未得出社群可有可无的结论。他们强调的是这些都不能在政治和道德上否认个人权利的优先性。
首先是对自我的理解。社群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者是将自我优先于目标，自由主义者回答说，在允许自由选择的社会，个人能够审查并修改任何既定的目标（如价值观、信仰、欲望等）。社群主义者混淆了两种主张：一是自我能够改变其所有目标（结果可以完全无目标），二是自我能够在任何时候改变其任何一个目标。这就是说，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我优先于目标是指自我能够随时修改具体的目标，因而是能动的；而社群主义者则把无目标的自我强加于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还指出，如果看重选择本身的价值，那就是承认一种空洞的、虚无主义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回应道，他们并不看重抽象的选择本身，如担任教师这一职业，而是其内涵，即能够选择与不能当教师这两者间的差别是重要的。我之所以看重自由，那是因为自由的行使权使我追求我所看重的目标。当然，有选择比无选择强这一点并不当然意味着我们拥有的选择愈多，我们的生活就愈有价值。而且选择也存在其构成的价值，即选择做某事本身是使得这件事有价值的必要前提。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个人的自主即修改个人关于善的观念是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一种权能。这就是从综合（形而上学）的学说向政治自由主义转变的关键点，综合学说可以是多元的，但基本的选择自由却是根本的、体制性的。
其次，自由主义者也回答了社群主义者泰勒（Charles Taylor）的"社会性命题"。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个人有责任保护并促进社会条件；而是否认对某些社会条件的保护和促进就等于创造一个只拥有单一的共享的善观念的社群。因为在此社群中，个人仍然可以有多样化的对善的理解和追求，他们都可以为保护并促进社会的条件作出贡献，而不必创造一个高度齐一的社群。
再次是所谓社群之善。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论或志愿主义的观点把政治社会看作是个人之间只是由互惠原则结合起来的一种协作体(德语Gesellschaft)，而不能看作是由相互影响和联系所维系的一个社群(德语Gemeinschaft)。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推论：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主张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是秩序良好的而不必是（在某种有疑问的意义上的）一个社群，但也可以是（没有疑问的意义上的）一个社群。因此，一个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不是由单一的共同善的观点所维系的社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们不是由某些共有的目标所维系的。也就是说，其公民们可以为了一些共同的目标（如公共安全、促进福祉）而结合在一起，但却可以不结成一个受单一的公共善的观念所约束的社群。这是为了避免单一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妨碍公民的自由选择，形成对公民的政治垄断。社群之善的非政治的推论：政治领域之外的个人可以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构成性的社群的成员，比如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他们共享某些特定的宗教信仰，而这是在政治领域之外的事情。排除了政治领域的单一性之后，各种各样社群的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公民之从属于不同的社群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1] 此外还有志愿主义的推论：如果以为个人的确是在本来意义上选择了其社会成员的资格，那就错了。因为许多人是因为出生或其他传统的因素而自动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但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的原则是人们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会同意、或者事实上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经常是不自愿的，但正义原则却是认可的、选择的结果。
关于个人的完善问题，社群主义者坚持社会至善论，即个人在社群和社会关系中完善自身。而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接受社会至善论，而提倡某种形式的自由至善论，即中立的国家为个人的自主提供良好的环境。约瑟夫·拉兹(Juseph Raz)是著名实证主义分析法哲学哈特(H.L.A. Hart) 的学生，他在《自由的道德》(1986)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自由至善论。其理论前提是：自主只有在一个支持自主的社会中才（对于人的福利）有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自主感兴趣。它是一种文化价值，即仅对生活于某些特定社会的人们有价值。"[2] 也许那些不具备自主文化条件的社会中的人并不觉得自主有什么价值，甚至甘心不自由或被奴役。"对于那些生活于自主支持环境的人们来说，他们除了自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在这样的社会只有自主才能成功。"[3] 在这些社会中，要想不自主也不可能办到。其社会条件提供了广泛的有意义的选择范围，保障了个人的某些能力（如认知能力、情感和想像力；健康与生理的能力；个性品质等等）。这些前提条件又取决于某些社会形式的存在与否。特别是"只有当各种集体善或产品是可取的时候，自主才是可能的。""许多集体善或产品的提供是自主的可能性的构成要素"。[4] 这里所说的集体产品即是指其本性属于公共的产品或利益，其一人可得，则公共全体可得，如清洁的空气、国防等，甚至还包括一种宽容的社会氛围，也就是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文化条件或软环境。国家的至善论即是认为人们有责任互相提供个人自主得以维持的文化条件，而国家在实现这些责任时使用强制权力也就有了正当理由，当然，自由主义者这里仍然说的是最小的暴力，而不是滥用强制权。"由此推论，一个承担了促进其公民的自主这一责任的政府，只要其法律只是反映并创立其公民的具体的基于自主的责任，那就有权以强制为基础来重新分配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及其他类型的服务。"[5] 在此意义上的政治行动是至善论的，因为国家必须基于对哪些选择是有价值的问题所作的判断来行动。至善论的前提是有一个最高最完美的目的或善，一切其他的目的或善以此为基准。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接受至善论，但拉兹这里的自由至善论仅仅指国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最小暴力来维护公民自主的文化条件，而不是对其他任何具体的文化问题作价值判断，否则就违反了关于国家（政府）与信仰（宗教）分离的基本前提。
二、国家中立与公共善
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社群主义者关于政体应当是由单一公共善整合的亚里士多德式政治理想，坚持认为政体不能是一种社群，因而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这就表明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接受至善论，特别是社会至善论。所谓国家中立，也就是要求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必须在不同的善的观念（及信仰）之间保持中立，不提倡一种善而反对另一种或另一些善观念。正如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吉姆利克（WILL KYMLICKA)所指出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所强调的"中立"--国家不应当奖赏或惩罚各种有关好生活的特定观念，而应当提供一种中立的构架，使人们能够在此构架中追求不同的和有可能冲突的善的观念。"[6] 而自由主义的一些批评者则把国家中立论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吉姆利克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罗尔斯的误解，但他本人则提出一种不同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解释。EbC3?5Y_JK. Vh' = &d j A&Wz&5K[nF 论文下载z?u~=j=m?:}A9X96]H 10 DZ
在吉姆利克看来，一种基本的区分是结果性的中立与论证性（程序／目的）的中立。"第一种要求政府政策的结果保持中立；第二种要求论证政府政策时持中立立场。"拉兹认为罗尔斯持有结果中立论，但吉姆利克认为并不尽然，因为罗尔斯理论中的两个信条表明他不会同意结果中立论。一是对公民自由的尊重将必然具有非中立的结果，如言论和结社自由使得不同的团体追求并公布其生活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同等有价值的，某些方式在吸引或维持追随者方面存在困难。由于个人可自由地选择相互竞争的好生活的观念，公民自由便具有非中立的结果--看来它们创造了理念的市场，一种生活方式在此市场上的表现取决于它能为可能的追随者提供的善或产品的类型。因此，在自由的条件下，令人满意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将会驱逐那些没有价值和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7] 这就是说，吉姆利克坚持存在这样的政府政策，它执行的结果是非中立的，但它的论证或目的却是中立的。显然他能够接受此类论证或目的中立而结果不中立的政策。论文当代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挑战的回应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可见存在着不同的中立方式，自由主义者对其的论证也有所不同，但平等的前提是基本的论据。自由主义者要求国家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实际欲望而不是国家认为个人应当具有的欲望。实际愿望与理想毕竟存在着距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公民，即强制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忽视其公民的实际愿望。德沃金则强调，自由的平等理论假定，政治决定如果是可能的，就必须独立于任何关于好生活的特定的观念或是赋予生活以价值的东西。"由于一个社会的公民的观念各不相同，政府如果喜好一种观念而排斥另一种（或者是因为官员认为一种观念是内在地优越的，或是因为一种观念由更多的或更强大的团体所持有），那就不会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自由主义的内在道德是关于平等的理论，它要求在对生活有价值的不同理论之间保持中立。[8] 拉兹则强调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反复坚持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并不试图评价关于善的不同的观念之相对的优劣，认为"好生活的理想之实施与促进尽管本身具有价值，却不是政府行动的合法的事务……政府行为应当对好生活的理想保持中立。"[9]晚年罗尔斯也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反复强调中立的、自由站立的公共理性是超越任何具体的善的观念的，因而为中立的国家政策提供了证明。
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中立的另一个理论前提是自由或自主对善的优先性。自由地生活要比按照善的观念来生活更为重要。吉姆利克提出了所谓"认可的限制"，即非中立的政策是自我毁灭的，因为这些政策让人们过自己不能认可或同意的（因而是无价值的）生活。至善主义的非中立国家的代价即在于，它是压迫性的和侵犯性的国家；它导致不同团体间因冲突而出现的社会不稳，因为此时的善已经进入政治议程，或者说，"国家至善主义提升了与之相关的独裁体制的可能性"[10]；它还有犯错误的危险，因为官方的善的观念并不比任何个人的善观念具有更好的基础，官方与个人一样有可能出错。官方若垄断了一种思想或信仰，有可能比较高明，但也可能极其荒唐（如纳粹政权）；倒不如市民社会多种信仰和善观念并存，倒还可以有个互相竞争和牵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全盘皆错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不会退化，而会不断进步。
三、文化多元论
当代文化多元论与所谓族群和解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在像美国、加拿大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从古代希腊开始，政治哲学家即已设定社群的民族或族群的同质性。但现代国家大多不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因而也就存在着非常重要的族群和谐的问题，由此而发生了领土分裂主义与统一主义的冲突。与多民族国家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存在着具有明显特征的稳定的群体，其成员及其他群体的成员均可以借助于共有的种族、宗教、民族性、语言、文化或历史而识别他们（比如印弟安人、加拿大法语区的居民等）。赞同维持这些群体的因素有：种族偏见或仇视，来自保持其传统、"回家去"的压力，有限的个人流动性，族群认同的持续的重要性，族群可见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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