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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下的明治维新

时间:2008-12-17栏目:中国史论文

【摘 要】本文试图以“大历史观”作为理论依据,重新审视整个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以探讨日本在近代由落后到先进的某些“长时段”原因。

【关键词】大历史观 江户时代 长期合理性

19世纪60年代,当东方一系列国家相继沉沦的时候,处于东亚一隅的日本却以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崛起。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明治维新缘何产生并得以成功的历史因素,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与中国近代史上之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运动相比较,从中能窥见中日间的改革一败一成的某些原因。关于这些因素,可大致总结如下:(1)德川幕府后期,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母体中孕育和成长;(2)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力量对比的变化;(3)土地结构的差异性,使日本更容易传统的束缚,走上革新、近代化的道路;(4)政府的腐败,指导性政策的失误等等。本文试图以“大历史观”作为理论依据,“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目光重新检讨”[1](P272)整个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从而探讨日本在近代由落后到先进的某些“长时段”原因(这里的“长时段”并不是借助于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而是仅用来指一种长时间、远距离的客观视角)。所谓“大历史观”,是著名史家黄仁宇先生在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上,通过对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世以来各国具体国情的深入考察后指出的:用“技术上的角度”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大事的道德评判标准,“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 [2](p66),以看出“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最后,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各国都要达到“数目字管理”。纵览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1](p276) 一、江户时代幕藩统治政体的影响

1603年,德川家康在荡平丰臣氏的残余势力后,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他根据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具体国情,逐步在日本推行建立在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基础上的“由将军的幕府和大名的藩国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3](p4)史称“幕藩体制”。将军将全国1/4强的土地合680万石作为自己的辖地,称为“天领”,且都是些肥沃的土地,又掌握着三大城市:江户、大阪、京都,和唯一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长崎,并拥有对商业的控制权、货币的铸造权、采矿权,以及对全国最大的武装部队8万多兵力的动用权。另外,幕府依据在“建幕”过程中贡献程度和亲疏关系将全国二百六十多个大名划为“亲藩”、“谱代”、“外样”,并把自己辖地之外的3/4土地分封给大名们相应的石数。将军成为日本实质上的统治者,“幕府”也就相应地成为实质上的中央政府,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又因其“府治”在江户,又称江户时代。在整个江户时期,幕府为了钳制各藩,防止大各的叛乱,巩固幕府统治的中央政权,颁布《武家诸法度》,“实行了大名轮流到江户侍奉将军一次(一年住在领国),其妻子类似人质必须经常住在江户的‘参觐交代’制度”,[4](p308 )并陆续施行改易,转封、兵农分离、“领知朱印状”等强硬措施,以及赐姓(松平姓)和联姻的优柔政策。因此,幕府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硬的军事实力,对全国拥有“集权式”的统治能力。

但是,各藩国却仍保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力。各藩在对将军尽忠,为将军服役的前提下,“对幕府有相对独立性和义务,各藩的内政,为幕府‘所不干予’”。[5](p112)各藩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独立的司法权、行政权和税收权等,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对幕府的政策、法律政令有变通执行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6](p63)。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幕藩统治政体的实质是幕和藩“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7](p93)因而使明治维新具备了政治上既统一又分裂的这一客观的社会条件。

第一,幕藩体制下的日本,“虽有某种割据,但基本上实现了封建统一”。[8](p189)如上所述,幕府拥有藩国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又用“参觐交代”,兵农分离等政策、法令钳制各藩国,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要求各大名尽忠,并承担各种义务。将军实质上已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且行之有效。因此,这就使江户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期稳定局面”,[9](p82)从而促使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实力的增强。据统计,日本1600年的人口仅为1800万,至1725年猛增至2600万。全国三大城市中,江户人口接近100万,而大阪和京都的人口也达到30万之多。人口的增长,势必增加了对商品的需要量,商人也就有动力把剩余资本投注于新的生产方式——家庭包工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闭关锁国后,日本政府虽严厉限制海外贸易,但是由于地方自治性权力的存在,部分藩国仍可以从荷兰或间接从中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与进步,成为倒幕维新的根据地。“实际上,大名在自己藩中的政治集权比幕府能够在天领上行使的权力大得多,因为这里不存在中间环节——分封。”[10](P 477)因此当幕府实行绝对统治政策的时期,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民产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6](P 63)

第三,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兵农分离政策,对广大农民和中下级武士阶层进行压迫、剥削,最终促使他们起而反之,特别是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倒戈,运动浪潮滚滚而来,埋葬了德川时期。武士阶层是日本政治结构的一个特有现象,由大目付、若年寄所管辖,属于统治阶级行列,领有一定的属地,并将之租给封地内的农民以收取一定的贡租。但是随着政治统一和安定局面的到来和巩固,社会并不那么需要大量武士的服务。再加上幕藩体制下的兵农分离政策,使得大名拥有的土地绕过武士阶层直接租贷予农民,而不再封给武士,使武士脱离于土地之上,只向大名领取数量既定的米俸(藏米),把经济生产过程,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交予民间办理。“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和第一步。”[12](P129)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年贡的货币化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化,使得商人逐渐积累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但各藩的财政却是日陷窘态之中,因此只得拖欠、挪借,缩减给武士的米俸。而武士本来领有的俸禄就不多,且要为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和双重的都市生活而花费颇多,生活更趋穷困,对大名是恨主如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士们只得改投其他行业,如经商、从教、参与家庭手工业等,从封建等级中逸离出来,成为讨幕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和维新的思想领袖、政治领导人。论文“大历史观”下的明治维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C7@b=9W Q, o.]DKk }Jqedq "!o T^5免费论文网 =jW(O{ Yq,*| 0 =vF#OVw'

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原先为统治阶层的浪人武士却作为骨干参与、领导了农民起义。影响较大的有岛原、天草起义等。一方面,这些运动给幕府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也迫使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进行某些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等,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最终成为讨幕倒幕的根据地。

日本幕藩体制的政治机构,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使各藩能够有半独立的自治权以开展藩属内内的各项政策,使生产力在各藩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也使原本属于统治行列的中下级武士阶层脱离了土地和农民,从封建制度中游离出来,最终参与社会的大变革。总之,“它存在自治领的自治制度,又存在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统一,即能为后来明治时期领导者实施建成现代化日本的策略奠定了基础。” [12]④二、江户时代经济方面积极性因素的出现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里,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在锁国体制下顽强发展,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为适应这种需求,1661年在越前福中藩发行了纸币“藩札”。17世纪80年代逐步扩大到全国的八十八个藩,并在随后推向整个日本社会。[14](P371)于是,在国内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下,有了信用业务的要求,并最终促使钱庄的出现,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光大阪,“据说已有钱庄120到200家”,[13](P255)这就完成了全国性信贷制度的确立。它的出现,使“资金流通,产业聘用经理及技术公用的原则”[14](P120)的继续展开有了保证和依靠,从而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条件在日本社会的发展。此外,诸藩在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推行恢复农村经济,奖励本地特产,实行藩属专卖制,控制金融,发行“藩札”的改革 [15](P391)也促进各藩的经济发展,壮大了各藩的实力。“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宽永锁国令之后,贸易反而增大了”。[16](P395)

幕府向全国各藩发布“禁止诸藩在各要隘设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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