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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

时间:2008-12-17栏目:中国史论文

  由张海鹏研究员主编,多位近代史研究的一线学人参与的《中国近代通史》新近问世,《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希望以笔谈形式有所评议。鸿篇巨制,不敢妄加褒贬,仅就该书以“通史”标名断代,略论如何以通史的眼光来研治、撰写和阅读近代史,或许有助于理解编撰者的苦心孤诣,方便读者的解读与裁量。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因此,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谈何容易。其主要困难,即在博通与专精之间的平衡协调。以后来学问的标准,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那真是用外国框架条理本国材料,甚至是直接翻译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之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以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另外,所谓史观派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

  教科书与通史,在时空两面似已具备通的形式。可是能否真正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争议不小。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之初各方面均有所不满,便是显例。

  近代史本为断代,可是若无通的把握,难以贯通而无晦涩。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须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愈加重要。周予同认为:“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不分科,包罗万有,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极大的考验。

  周予同所说,主要还是着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国经历所谓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其变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而晚近史料繁多,连主张搜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得不承认:“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提出缩短战线:“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

  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而且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近代史虽然已是断代,还是不得不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逐渐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此外,分科要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有限的不足,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

  无论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存在怎样的误读错解,撰写历史还是被视为创造历史的要津。随着政治上的天翻地覆,重构历史显得极为重要而迫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设立,目的即在编撰新的通史,而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更加凸显晚近历史的认知与历史教育之于新政权的极端重要。早在建国之初的1949年10月,就有学人提出建设新史学的具体表现便是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和新专史的写定,创作一部新的通史是目前首要的任务,并且建议在科学院设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负责此事。近代史研究所便是科学院最早成立的研究单位。

  有此背景和初衷,主持近代史所的历代掌门,都有挥之不去的通史情结,并且持续不断地为之努力。用通史的底蕴与见识研治中国近代史,无疑相当高明同时也是高难。以机构得集众之便,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终于可以汇聚联贯,结成10卷本的硕果。窃以为近代史求通,未必在于卷帙浩繁,尤其不能如顾颉刚等人所批评的,简单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甚至彼此抄袭,千篇一律,但首先应该详实,在大量史事得到征实并进而比较联贯的前提下,由详而略,才有可能贯通无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逐步浓缩,成为篇幅适当的通史,供一般学生乃至社会公众广泛阅读。

  《中国近代通史》各卷的承担者在各自的领域均学有专精,但在分科分工的状况下,通史有时难免出现合而不同的尴尬。当年钱穆即批评北京大学通史课多人分授,实增听课学生之不通。分工合作的近代史如何求通,以往多在讨论上下分界和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的框架如何形成,怎样演变,为一值得专门研究的重要问题,影响的因素甚多。海内外的各种论著,尽管存在观念差别,相同相似之处却也不少,表明有着某些共通的渊源。目前大陆通行的近代史体系成形过程中,延安时期的新编历史和建国之初新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丛刊,影响至为深远。尤其是字数多达数千万的资料丛刊的编辑,汇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为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展开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专题,并有归类,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与资料相配合,作用更大。后来的近代史线索等讨论,可以说是在所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争论,其效果不过是放大与定型而已。

  所谓线索,也就是条理的脉络,用以统领史事,能够纲举目张,通贯无间,而非主观设限,任意裁剪史料史实。而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加之分门别类的研究格局,意见分歧,见仁见智。据说费正清曾经感叹研治中国近代史不能归纳,否则容易成为批评的对象。如此,编撰近代通史,不仅要有见识,而且需要勇气。关于近代史线索的讨论与相应变化,往往由于条贯起来不能合理恰当地连缀解释事实,产生意见分歧,不能不有所调整弥补。所以,重要的是能否把握揭示史事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而不用后来外在的框架强分条理系统。这也是通史成功与否的关键。编撰者吸收融合各方意见,并有独自思考,可供来者检验。

  按照近代学问大家章太炎和近代史所前辈学人金毓黻等人的看法,中国历史以正史为主,正史即政治史,而政治史以探求历代制度文物的因革损益为要,以此为主轴中心,通贯包括治乱大事在内的史事,凡与制度文物相关联者从而研究之,视断代、专门、国别皆为通史之一体。这与后来政治史以事件活动为主,不尽相同。近代中国的制度文物承上启下,变化极大,影响极深,可以为天然脉络,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条贯检验兴衰治乱的大事要人,不仅仅局限于专门与断代的范畴。以此为准,近代史的通不仅在于贯穿内部的时空,还须上出嘉道,联贯古今中外。而以包括各种专史的外来通史标准,各卷的理解把握也略有参差。这两方面,或许还有进一步扩展充实的空间。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第1943年1月。

  约1929年12月3日致台静农,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0页。

  赵俪生:《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新建设》第1卷第6期,引自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参见《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第4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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