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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2-06-03 15:45:28 历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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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十年代曾有热烈讨论,近年来又深入一步,论著甚丰。作者因参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工作,晚近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自属初学,所见甚短。谨将学习中的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前辈和专家。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生产力。

  生产力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我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我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封建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这大约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据我们看,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我看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443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的纺织业,十九世纪末的钢铁业,后来的汽车、电子工业等。

  我们考察明清以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它们的生产技术,大部分是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进。这种改进,很多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炉加大容积,榨车加大滚轴,坑道加深进尺等,但主要不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往往还能减轻人力。它们的改进,又很少是在生产工具方面,而多半是在工艺学和专业化分工方面。大约只有四川的井盐业在工具和设备上有比较显著的革新,这一业的资本主义也最为完备。

  不过,对手工业来说,工艺方面的改进是很重要的。例如丝织业,明清所用织机,大约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遗制》。但是,织机专用化了,织造工艺进步了,原料范围也扩大了;品种多样化,有的趋向坚实耐用,有的增强艺术效果,有的适于特殊用途,这都能增大产品的市场价值,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其他行业中,或则扩大专业分工,或则缩短工艺流程,也都有一定经济效果。生产力毕竟是最活泼的因素。

  然而,总的说来,明后期,尤其是入清以来,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已是日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乾隆中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我国矿产资源的利用,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动力的使用,似乎还不如往昔。尤其是当时具有主导作用的一个工业部门,即棉纺织业,落后愈甚。当西方出现16锭纺车时,我们还是单锭。它一直停留在农家副业上,成为建立新生产关系的绊脚石。整个明清时代,棉纺织业中未发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不可低估。论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来自:

  商品经济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但是,不能从商品流通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商品流通不决定生产方式。这要看:第一,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大市场;第二,它是否能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最后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在这些条件下,小商品生产才能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

  我国由于较早地废除领主制割据,贸易一向比较发达。但是,对史不绝书的商贾盛况,须按不同性质的市场区别不同性质的流通。

  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它原是自然经济的内容之一。只是在资本主义性的商业兴起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市场的作用。

  第二,城市市场。和西方中世纪城市不同,我国的城市原来都是封建政权的各级统治中心,消费人口大量集中,所以零售商业以及饮食、服务等业一向比较发达。但是,这种商业(在近代消费社会兴起以前)并不是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业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业。象《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只不过反映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已。其后,沿交通要道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扩大。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县以下的工商业镇市的兴起,尤具重要意义。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要领以及一般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而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那从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领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因为绝大部分经济条件可以“直接从本经济单们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不过,就一个省区范围来说,究竟它已为商品交换所补充了,尤其是区域内城乡之间的交换,反映一定的社会分工。但反过来,区域内自给自足的发展,有时也可招致封建性割据,而不利于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区域界限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西欧的民族市场。这种市场的流通,也就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包括海外贸易。这种贸易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过,我国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市场。

  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宝货等奢侈品贸易和土贡式的地方特产贸易。这两种贸易,其对象是已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因商业的有无而影响生产方式;其消费又限于皇室和贵族,纵有影响亦微不足道。明中叶以后,贩运贸易才逐渐以民生用品为主了。

  我国几条千公里以上的贸易路线,除从闽、浙出海的南洋航线开通较早外,南北大运河是明初才全部开通,从上海到华北、东北的北洋商运(非指官漕)到明后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长江航运是清代才畅达上游,汉水和西南水运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

  商人资本的大规模货币积累,也要靠长距离贸易。小地区内的剥削可以积累财富,但不能积累资本。所谓里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资本家,资本家的腿要长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资本,如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海商等,也都是在明后期才显赫,是在、茶、布、木等长距离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的。据我们考察,这些所谓大商人的资本,在明后期还是50-100万银两的规模,到清中叶以后,有些就可以1,000万两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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