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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事件不能改变历史方向——以1644年为例

时间：2023-02-27 09:51:42 历史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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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笔者在“学说连线”网站上看到青近军撰写的《封建社会的正常延续与资本主义的意外崛起》一文，立即产生一个疑问：“意外”是什么意思？是人们事前没有想到，还是事件本身就不可预测？打开正文，看到作者所谓的“意外”，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兴起是几个偶然因素引起的。笔者按照作者姓名查寻，又找到作者的另一篇文章《1644年：历史发展中混沌的一页》（以下简称《1644年》），在该文中，作者表述得更为明确：在历史的特定时期，一些偶然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该文对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扣人心弦，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叙述和分析给予介绍，然后再谈谈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作用的看法。

一、“降书”事件没有改变历史方向

在《1644年》一文中，作者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偶然”不起作用的话，历史就将蒙上神秘的色彩。

作者把历史过程分为正常发展和混沌状态两种情况，认为历史处于混沌发展阶段时，偶然事件就能够发生显著作用。作者认为，1644年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混沌状态的一页：

1644年元旦，由明末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闯王”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立了他的农民王朝，由众头领部属拥戴，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然后，他即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攻关夺隘，沿途明朝官将，大都或不战弃城而逃，或开城门投降归顺，短短二个多月时间，“大顺”军便从西安打到北京。破城之际，大明王朝的最后统治者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皇宫内的煤山，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灭亡。……但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主动降清，致使只有区区十万兵马的清军，竟打败了李自成亲率的二十万“大顺”东征军，于五月二日打进北京，继而南下逐鹿中原、统一全国　……

为什么在混沌阶段，偶然事件能够发生重要作用呢？作者从哲理的高度作了如下阐述：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混沌”阶段，实际就是一个原有趋势、原有通道、原有发展规律已被打破、已经失效，但新的趋势、通道、规律又尚未确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事物发展的方向已完全失控，而它终究会朝哪一个方向前进，也失去了所谓必然性。在此期间，任意一个小小的、在以前完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则有可能拨动着历史天平向着何方倾斜。　……人们常说“北京的一只蝴蝶无意煽动几下翅膀，却在纽约变成了一阵风暴”，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都发生在种种因素正好同时配合之际。……一场暗杀奥匈帝国王储的行剌，可以最终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比那王储重要得多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却仅仅让世人惊异了几天就波平浪静。……同样的因素在一个场合下，能够起到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作用，但到另一个场合中，却可能完全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事物发展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清朝灭明的事件本身并不稀奇，因为在明朝以前，中国已经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许多人力图从大量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但是《1644年》的作者注重的是偶然事件，认为1644年的一些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作者举出了李自成率军向北京进发途中的一次事件作为例证：

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称帝后，随即率领“大顺”农民军东征，向北京进发。渡黄河入山西，攻关破城，一路顺风。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宁武关时，却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对手、守关总兵周遇吉。周是来自关外锦州卫的将领，颇有领兵作战经验，还抱有死战不降之决心。一时冲进城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李自成的大军连攻数日不克，折损了四名大将，伤亡惨重。最后李自成以人海战术拼力进攻，总算将已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宁武关打下，杀死了周遇吉。（因为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农民军破城之后，竟然进行了屠城，以泄愤怒。）

宁武关一战李自成虽胜，却损失太重。东进京师途中尚有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这宁武关一样如何能打过去？于是李自成决定回师西安休整，待他日另走他途东进京师，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李自成却接到了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同时派人送来的降书，于是又连夜召集会议，改变回师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的一幕。

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将退兵的当晚送来“降书”，确实是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作者认为，如果两总兵的“降书”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如果李自成不进北京城，那么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就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当然也不会有降清之举。　所以这两封降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

应当承认，这一事件确实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这一事件是否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却是大可疑问的。

直至现在，人们在评价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时，对大部分问题还不能给予定量分析（只能给予定性分析），往往只能判断它们是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加速还是延缓了社会进程，而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则只能用“重要”、“重大”、“主要”、“决定性”等形容词给予一些描述性的说明。但从科学上说，缺乏定量分析，所得结论是不可靠的，同一事件，有人认为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力图说明其为何具有积极作用；另有人则认为具有消极作用，所以就力图论证为何具有消极作用；而辨证论者则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某一事件可能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学就在这种争论中消耗了一个多世纪的光阴，至今没有找到可靠的分析方法。一位经济学家讽刺地说，定性分析既可以证明，也可以反驳任何结论。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定性分析什么问题也难以说明。

可惜的是，许多历史事件缺乏必要的资料，大都无法进行定量分析，于是只好任由历史学家去打扮了。但就历史发展的方向来说，也许不进行定量分析也能得到一个一般看法，认识偶然事件能否致使其脱离一般规律，从而改变历史的方向。;fW"krpW8*?EZ?Bpf9~m~j"{Vqvxy=1$Y应用化学论文;9:h+vt/_y^qmr0gi}g8z6

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将退兵的当晚送来“降书”，无疑具有偶然巧合的因素。其实所有的偶然性事件，都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各自按自己的逻辑发展的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奇巧组合，只要时间和空间稍有错位，这一奇巧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就这两位明朝总兵投降李自成来说，奇巧的是投降时间和地点的组合而不是“投降”本身。两总兵之所以投降，大概是他们已经对明朝统治丧失信心；为什么会丧失信心？应当说是由于李自成势力在此前的成就和声威，这些成就和声威使他们认为，李自成就是日后百年江山的新主。由于古代信息传递手段所限，两位总兵没能够弄清宁武关前线的战况，无法把这一“信息”纳入自己的决策过程，这才做出了投降的选择。在古代，通讯手段落后产生的信息滞后是必然的，它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它也对李自成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因为他对东进道路上前方的情况也不了解，没有能够弄清明朝前方守将的抵抗意志，所以才会在有力量继续前进时决定退兵，差点丧失进兵灭明的大好机会。两封降书正好在李自成决定退兵但还没有开始退兵之时送达，改变了李自成的战略方向，对日后的历史过程无疑发生了重大影响。如果降书不是在关键时刻到达李自成手中，而是迟到了一天，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送降书的人是愿意尽快投降起义军的人，他或许会快马加鞭赶上李自成的队伍，将降书送到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接到降书仍然会停止回兵，折转方向朝京城挺进。如果这样，历史进程想来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如果送降书的人是一个本来就不太乐意投降起义军的人，当他发现李自成已经退兵回陕时，或许会立即返回将降书交给自己的总兵，这样，事情也许正如作者的分析，李自成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如果真是这样，这一偶然事件就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论文偶然事件不能改变历史方向——以1644年为例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但是改变历史进程并不等于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即使李自成真回陕西休整，也只是改变了一时的战略目标，但并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天下大乱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仍将是以农民起义为一方（包括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的力量），以明朝统治者为另一方，以尚处于关外的满清为第三方的相互斗争的局面，此后不经过大规模的斗争和周折，任何一支力量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谁会占据历史舞台，谁将退出历史舞台，还将由一系列的情况决定。当然，实际斗争的结局是明朝势力和农民起义力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满清却完全占据了这一舞台。如果两封降书不是在关键的时刻送到李自成手中，这一重大结局（清朝建立）会发生变化吗？严格确切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作者的立场看，这一事件对李自成的事业也是十分有利的。既然有利的事件没有使李自成坐稳大顺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没能改变农民起义失败的命运（后面我们论证其失败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二、吴三桂“降清”与山海关战役

我们知道，明末大混乱的结局是清王朝的建立。假如说某些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那么这些事件就应当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的事件，满清就会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失败。作者认为，1644年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就是改变了历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大顺”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归降，李自成确也基本收留，变明朝官员为“大顺”政府官员。对于地处抵御满清前线边关重镇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他。三月二十六日，李自成派与吴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将唐通，携对吴三桂封“侯”的任命书及吴父写给吴三桂的劝降信，并带白银四万两往山海关向吴三桂游说。由于吴三桂对明朝大势已丧失了信心，遂很快接受了归降李自成的劝说，率部投向了“大顺”新朝。正式宣布归降李自成后，吴三桂于三月底将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自己则率军向北京开发，以晋京拜谒新君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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