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

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

内容提要：国家问题是传统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颇为重要的问题。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中国面临现代性缘起的积极回应。在一定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制度后遗症，是传统中国近代化展开的结构性障碍。宋代宗族社会的兴起以及王安石变法以后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及影响，这一区别昭示了近代化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　近代化　国家　市民社会　宗族社会

Wang　An-shih’s　Reform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Focusing　Upon　the　State　Problem

by　Chen　WeiAbstract

The　problem　of　stat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our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a’s　modernization.　Wang　An-shih’s　Reform　could　be　viewed　as　the　answer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Sung　Dynasty　was　bound　to　face.　In　some　sense,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which　were　originated　from　Wang　An-shih’s　Reform　was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y　which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rise　of　family　society　in　the　Sung　China,　which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ise　of　western　civil　society,　interprets　two　kinds　of　different　fates　of　modernity.

Key　words

Wang　An-shih’s　reform,　modernization,　state,　civil　society,　family　society

王安石变法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传统史家，往往着眼于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考据；在分析评论时，不过是或褒或贬[1]。如此，论者便不免囿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却忘却了争论背后社会政治问题之实质性内容。本文试图以国家问题为中心，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考察王安石变法，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诸多全新的气象。法国汉学家白乐日称宋代是“近代之黎明”[2]。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指出“东洋的近世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3]白乐日和宫崎市定的断代法得到了一批学者的赞同，“唐宋变革说”也成为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史研究中备受推崇的重要成果之一。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重要的数据、资料证明宋代的现代性迹象，此处不再重复。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发端既早却何以没有成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症结，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十一世纪中国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主持的新法主要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此外，还包括军器监法、将兵法、省兵法以及教育、吏治等方面。可以这样说，王安石变法体现了宋代中国对现代化压力的一种积极应对，变法所涉及的种种结构性问题，正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障碍。谷霁光先生晚年不无感慨地谈到，王安石变法这个环节、关键不打通，中国历史研究便不能真正地融会贯通。[4]由此，本文的任务便是从探讨王安石变法入手寻求理解传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之道。在问题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廓清。（一）、基本概念：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与近代化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首先是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5]这种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家庭，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结合的纽带是契约或理性的相互预期。与传统的身份社会不一样，市民社会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法律治下的公民的联合体[6]。传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分野，在菲迪南·滕尼斯那里表述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7]的区分，在涂尔干那里则表现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之区分，前者是“相似性所致的团结”，后者是“分工形成的团结”[8]。由于在西方中世纪末期，市民社会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同一过程，因此市民社会往往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马克思都采用了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名称，虽然二人的理解有异。由于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关系是交换、市场、契约，因此也与市场社会密切相连。良好的市民社会，还具有相当的道德水平，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美德或曰公共精神[9]。

现代国家的观念建立在现代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往往作为密切关联而又有所区分的相对应的两个概念被人们同时提及。宪法下的国家即宪政国家，它在规定了社会活动的范围的同时，也给自身设定了活动的范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分野在于，现代国家的根本特点是公共性，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特权利益的代表，属于人民而不是一家一室，现代国家的涵义侧重于国，传统国家的涵义侧重于家。就西方世界而言，现代国家与教会相分离，摆脱了教会对统治权力的侵夺，而在一定的疆域内独自垄断合法暴力使用的权力[10]，在东方世界，现代国家也表现出神秘色彩的解除而成为世俗公共权力的体现者。

现代社会独特的总体气质即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作为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的过程[11]。在韦伯看来，现代化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向工具理性、形式理性转变的过程[12]。马克思主义由于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批判的对象，因此更多地关注地是批判现代、超越发展至消灭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必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13]，也就是建立在高度现代的社会之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便是资产阶级从封建制或前资产阶级社会末期兴起的问题。起步阶段的现代化便是近代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亦即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词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语境下，不少现代学者开始采取了一种抽象而回避的方法，这就是以市场社会替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概念[14]，这样现代转型便可以主要考虑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的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不要说封建的或地主的经济社会属于传统，就是原来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都作为传统来处理，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具有中性色彩的经济学中的“市场化”概念便成为一种重叠共识而成为探讨问题的对话的平台。（二）、以国家问题为中心观照下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国家的最初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国家只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宣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5]，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紧接着的一句话便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6]马克思、恩格斯说这句话直接要表达的意思是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贡献，但将这句话与上句话联合起来考虑，则其未明言之意则是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是他们自身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但也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之作用。而革谁人之命，革的是一切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命，可见，在现代社会的兴起过程中，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生产力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变动提出了要求，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地、直接地完成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更替，经济因素是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任何教条主义式的一元决定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论文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nbC]l^$ESo@t:"&y|czH=|=uyn5Y=教育技术论文TDq+ :6Com,9mH&5#Cwwi=

与马克思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以另一种理论图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韦伯在《儒教与道教》开篇即如此写道：“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相当于我们的史前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具有大的墙垣城市的国家。”[17]“国家”在韦伯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核心概念。这实际上也是长期存在于德国学者之中的国家主义传统的体现。韦伯曾经自称为一个“经济的国家主义者”[18]，他写道：“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权力斗争。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国家理性’而奋斗，这也是我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标准。”[19]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他甚至十分明确地说：“资本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没能发展出来，其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20]韦伯指出了国家问题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一问题在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甚至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相关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韦伯对中国现代性缘起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到此为止，紧接着，韦伯便将目光投向了儒教，他指出，儒家文化所造成的“心态”，仅此一点便足以成为最强烈地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21]。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新教伦理，这一点在韦伯的不同著作中都是一致的[22]，这样，韦伯在强调法的、国家的制度的重要性的同时，似乎更多地还是着力指出不同的宗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缘起的关键性作用。不过，韦伯毕竟不是一个一元决定论者，制度因素与文化因素那一种更重要，韦伯似乎并不想过于简单地加以估量。金耀基指出，对韦伯的理解历来有两派，或偏重于制度、国家，或偏重于文化、宗教，而“韦伯比马克思或他同时代的大社会学家杜尔凯姆都更为强调地把国家当作中心要素”[23]。然则，笔者认为，国家制度与宗教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独立的两个要素，恰恰相反，前者是一种刚性的、有形的约束，而后者则是一种柔性的、无形的约束，人们往往总是同时受二者的影响与型塑，于社会的转型而言，亦当作如是观，这就是国家与道德二要素的重要性，它们相连而互补，都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在转型之中更是如此。当王安石拜相后，宋神宗问他的施政纲领中什么是最首要的，王安石的回答恰好是我们所强调的两个方面：“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24]风俗道德的作用，国家法度的作用，在王安石的心目中具有优先重要的地位，他的战略眼光，不能不让人服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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