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于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加以考察，透露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梁永佳的《地域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从“非”喜洲看喜洲，深化了许烺光先生《祖荫之下》对喜洲的理解，展现了该地地域崇拜现象的等级结构；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对云南德宏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分析了傣族社会文化的经济伦理和等级秩序。
有价值的是回访研究，不仅打通了新老人类学者之间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使得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还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基础，大大扩大了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学术平台，强化了中国人类学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旋律。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一文中曾说过：对于“家乡”或“乡土”的现代迷恋是有关地方( the local)或区域（the regional，汉语中称为乡土、地方）的现代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句话对中国人类学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乡土中国”情结，应该是一个形象的写照。从乡村社会研究切入到对乡村社会田野点的回访，这就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路线图。
四、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命名
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以学派的构建来说，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又具有国际影响的领军人物，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有核心成员，如今活跃在中国人类学舞台上的庄孔韶、王铭铭、周大鸣等无不是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起家；有代表作，如上所列举的种种学术成果；有理论贡献和学术范式，如费先生的社区理论、林先生的宗族理论、庄孔韶的回访理论、王铭铭的三圈理论等；有独特的研究风格，如费先生“志在富民”的风格，林先生关注少数民族的风格，凡此等等，虽然都还有待于做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但仅粗粗鸟瞰一下，是否可以将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命名为“中国乡村学派”呢？
当然，学派、学派，学中有派，派中有学。对学派的命名有不同的出发点，乔健先生所言的“历史功能学派”，是就费先生所治人类学的特质而言的，他概括出了中国人类学在学理上的特点。而之名“中国乡村学派”，则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与“美国历史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其一；其二，命名为“中国乡村学派”，并不影响中国人类学学派的多样性，对国际人类学而言，中国人类学可称之为“中国乡村学派”，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中国人类学又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为不同的学派，如传统说法认为中国人类学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又如中国历史人类学有华南学派、华北学派和西南学派之分，等等。但不管是什么学派，中国人类学者大多可以认同“中国乡村学派”，因为从有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中国人类学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点是真实的存在，客观的现实。
此外，由于第三世界占了世界的大部分，而第三世界基本上是乡村社会，所以乡村人类学正是中国人类学可以对国际人类学作出贡献的地方，对此，我们难道不感到这正是中国人类学的国际责任之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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