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当时当地得以入诗，全在把酒言欢之余，实在没有其他更多情物可助吟兴，于是诗人们也只能勉为其难，以眼前枯菊为题各自成篇，而这种状态下作出的诗歌，不吸引人也就势在难免。
《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当然不是特例，在梅诗中存在大量此类题材琐碎的作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有相当数量同《依韵》一样属于唱和诗。朱东润先生早已注意到梅诗中的依韵诗、唱和诗过多的问题，指出原因在于梅尧臣晚年居住汴京，生活安定，亦不受政治浪潮影响。但需要指出，梅尧臣的唱和习惯并不起于晚年。早年在西京钱惟演幕府之时，梅尧臣便以唱和著名，而且这种声名的成就，又与西京幕府中谢绛、欧阳修、尹洙等一批才俊的唱和之风有关。而由早年西京生活至晚年东京安居，具体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常有变换，不变的是位居下僚的地位与波澜不惊的生活模式，由此则可以看出．对唱和诗与依韵诗的大量存在而言，仕宦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其实会是一更为根本的原因，唱和诗、依韵诗并非绝无文学方面的价值，但更多时候，它们是作为文字游戏而出现的，其存在同样是狭窄生活的反映。/wenshi/List/List_116.html
三、梅尧臣境遇的普遍性
与宋诗风貌之形成对于传统士人而言，仕宦不仅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手段，也必然是重要的谋生方式，对于品级较低的文官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梅尧臣在其中年以后的诗中，便再三言及于此，如《宿洪泽》中的“宦游常作客，未息为贫催”，或《依韵和春日偶书》中的“高低趋向难为合，冷暖情怀固饱谙。勉意妻儿犹苟禄，强颜冠冕未抽簪”。此外在《答裴送序意》、《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吴冲卿学士以王平甫言淮甸会予予久未至冲卿与平甫作诗见寄答之》、《寄题刘仲叟泽州园亭》等诗中也多有感慨。人仕有种种不快，为何仍勉为其难？各诗对于其中的利益考量都阐述得相当清晰。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所得到的支持与所受到的限制，都是主动追求的结果。而这其实也是诸多地位相近者的共同选择。所谓“薄宦拘人似马衔”，宋人每有类似表述，而欧阳修晚年《感兴五首》之四中所说的“仕宦希寸禄，庶无饥寒迫，读书为文章，本以代耕织”，更将此种心曲表述无遗，可知在时人眼中，以仕进求衣食实为常识。
而在这一前提下，宋代文官们所面对的，自然会是和梅尧臣相似的境遇。
就经济状况而言，如上所述，梅尧臣的处境虽然不算宽裕，但在当时社会整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而就梅尧臣地位而言，他又实际处于整个宋代官员金字塔序列的基层。梅尧臣的仕途确实不尽如人意，五十岁以前（皇祜三年，1051）所任几乎都为州县幕职官，属于“选人”序列，晚年所任之国子监直讲、尚书都官员外郎等职，同样品位低下，而这一级别的官员原本是北宋文官中的主体。以元祐元年( 1086)为例，当时自承务郎以上京朝官为三千人左右，选人则在一万人左右。由此则可以推想，处境类似梅尧臣者，理应是宋代文人官员的大多数。
而且从梅尧臣生平来看，他的经历也无何特别之处，甚至可用平淡无奇来形容。他未曾遭遇贬谪，与动荡战乱绝缘，家庭负累一般（梅尧臣有子女7人，而据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宋代官员平均每户有子女5．- 54人，此外梅尧臣诗文中未见出需承担过分家族责任），又没有特别的癖好或收藏习惯，而上述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影响到一般官员的经济状况，换言之，梅尧臣足以被视为当时下层文官的标准样板，在正常状况下，一般文官的遭遇应与其差别不大。
就眼界和游历来看，梅尧臣的条件看似极端，也适足以反映宋人的基本处境。由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等疆土，宋代北部疆域较汉唐显著缩减，又由于赵宋不重军功，文人也无意如唐人折节从军，这都导致宋代文人先天地缺乏见识异域风光的可能，而靖康以后，丧失了淮河以北国土，宋人的眼界只会更为狭窄。对于一般宋人而言，中原以及东南沿海是最为熟悉的地域，路途较远的旅行，或是西入川蜀，或是南下岭海，但这并非常见情形，尤其后者，往往是严厉贬谪的结果。因而在正常状态下，文官的游历和视野并不会较梅尧臣更为丰富。宋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远行，如三苏的由蜀入京，欧阳修的由京城往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陆游的人川，范成大的人桂、入川，基本都与这两个方向有关，而且由于路途遥远、所见风物迥异平日，当事人或有特别诗文，或专为游记，津津乐道于所见所感，也正可见出一般文人此种经验的缺乏。
而就一般出行而言，除日程有限之外，同样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当事个体的心理。如上所述，梅尧臣纵有旅行，心态也较为平和，不至于为不测之前途而不安，亦少有背井离乡之感伤。这对于一般宋代士人而言也同样成立，除非因贬谪远赴瘴疠之地，通常因公务出行无需对前途过分担忧，家人随同，又可解分离牵挂之苦，这都使得宋代士人的出行难度降低，心理冲击减小。合而言之，旅途中的见闻或感动减少，使得诗文的表现领域也有明显萎缩，而转向日常生活，便成为不得不然的趋势。
由此看来，梅尧臣足以被视为宋代士人的典型，而对其境遇与文学风貌的解读也适用于更普遍意义上的宋代士人。概言之，仕宦对于宋人的文学创作实能发挥双重效应：在提供物质与心理之稳定的同时，又限制了生活范围与视野。而这也理应成为理解宋代种种文学现象的一项基本背景。即如词体在宋代的勃兴，便不能不考虑到宋人的生活水准为花间樽前提供了物质条件，乐此不疲的宴饮雅集则适应了摆脱呆板生活的心理需要。
至于宋诗亦然。众所周知，梅尧臣在宋代诗坛之所以重要，正由于梅诗开启了宋诗的基本风貌，以平淡为美和题材日常化其实也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关键特征。然而宋诗又因何呈现出这般面目？对此固然可以由思想史的角度寻找原因，如三教合一的思潮培育出了宋人的理性文化性格以及“以俗为雅”的审美情趣，但由对梅尧臣及更多宋代士人经济生活的分析又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平淡为美抑或题材的日常化，其后都还有具体的现实背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宋代诗风也是宋代士人经济生活方式导向的结果。事实上，由宋人对富贵气象的向往到白居易诗在两宋的流行，以及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对日常生活和田园风物的好尚，正可视为一定生活水准对欣赏趣味的引导；而无论西昆体的挦扯古人抑或江西诗派的点铁成金，以拟古为内旨的文字游戏，都未尝不是对身外世界不得拓展之困境的回应。要言之，追踪宋诗的主要诗潮与诗体，往往可见仕宦之双重效应的潜在作用。
在此基础上，则似可对梅尧臣的诗学意义作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