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deBrian)的精神第一论（mentalist）后裔的观点来看，心灵存在于内部，人们还可以把现象学家和认知主义者也包含在这些人之中；而根据那些论述客观精神和公众对指号的用法的哲学家的观点，比如说，根据皮尔士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心灵则存在于外部。
　　
　　这种存在于作为一方面的笛卡尔、洛克、休谟，和作为另一方面的皮尔士、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对照，突出展示了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另一种相似之处。布兰登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他本人对语言和心灵进行的所谓“社会实践”的推论主义(inferentialist)探讨的先驱，并认为这种探讨是与洛克和休谟的表象主义相对立的。在有关哪些哲学家是可靠的盟友这一点上，他和德斯康伯斯也持大致相同的意见。
　　
　　德斯康伯斯和布兰登的研究策略的最大不同是，德斯康伯斯通过运用其内在论一外在论区分方法，把已经过世的大哲学家们分成了好人和坏人。他指出，《心灵的储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外在论辩护——通过主张由于思想存在于头脑之中所以是心理的，而存在于外部的一本书则完全是物理的，表明内在论（也以“关于主体的经典性哲学”为人所知）是错误的。一本书就像一个民族那样，可以认为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它们都是有关皮尔士称为“某种指号”的东西的例子。
　　
　　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使德斯康伯斯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得出了下列结论，亦即，即使认知科学的确超越了竭力鼓吹的阶段，它也仍然“无法告诉我们关于心灵的观点，亦即无法告诉我们关于各种思想的观点”。德斯康伯斯指出，这种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于，“关于心理的术语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是指出意义具有各种历史条件的另一种方式。主体的语言和思想具有下列意义，即它们在他的世界之中必然是既定的，因而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之中分离出来……这个为了理解主体所思考的东西而必须加以认识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自然的世界……（它）是一个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包含着诸如日历、金钱、银行，以及国际象棋游戏这样一些制度的世界”。
　　
　　我认为，即使德斯康伯斯并不要求我们选择在这种内在论一外在论问题上究竟站在哪一边，他也是建议我们把“心灵”看作是一个既用于描述某种内在之物（无论每一个成年人所拥有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它都能够使之参与诸如玩国际象棋和在银行存款这样独具特色的人类活动），也用于描述某种外在之物，亦即用于描述这些活动的集合。人们可以非常有益地把这种集合描述成“客观精神”，或者更简单地描述成“文化”，不过在我看来，把它称为“心灵”也未必会出现悖论。
　　
　　德斯康伯斯的主要观点是，对大脑的了解未必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关文化的东西，反之亦然。这个论题既真实又重要。的确，卡尔纳普[以及近来的E．0．威尔森(Wilson)和其他家]希望有朝一日将会出现的那种“知识统一体”，是不大可能出现的。不过，我更愿意通过下列观点来回避德斯康伯斯关于“心灵的定位之处在哪里？”的问题，即这个术语以令人困惑的方式指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其中一方是类人猿大脑的硬件(hard-wiring)，另一方则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一组社会技能。从唯我论的、笛卡尔的、内在于大脑之中的意义上说，“心灵”的确就像认知科学家们所坚持的那样是大脑。而在客观精神的意义上、在书籍和印刷品都是精神的存在物的意义上说，“心灵”则显然不是大脑。它是一个使我们得以在其中找到日历和国际象棋棋局的社会世界。
　　
　　这种把心灵一分为二并给予每一半相应权利的、非常明智的策略，似乎是一种用来处理当前正在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之中流行的各种争论的、过于匆忙和卑劣的方式。不过，我希望通过表明这种存在于大脑和文化之间的区分，与存在于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区分有多么相似，把这种做法的各种优点具体表现出来。
　　
　　五、大脑是硬件，文化是软件
　　
　　为了具体表明这种区分所具有的关联，让我们考虑一下下列虚构场景：在24世纪，每个人都有一台按照今天的型号生产的电脑，就像这些型号都是按照巴贝奇(BahbagP)的计算机生产的那样。每个人的电脑都完全是以同一种模型为基础的，都是对两百年以前出现的原型的精确复制，这种模型已经得到了数量极大的自动复制，因而此后以极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如果你的电脑开始出毛病，你可以扔掉它，再买一台与它完全一样的新电脑。由于制造商的垄断性贪婪，如果你试图打开你的电脑，它就会自毁；如果你试图进入机器人集成生产线，机器人就会杀掉你。虽然软件每年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硬件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一个置身于24世纪的人会想电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会考虑这些黑匣子里面运行的是什么。
　　
　　但是，人们有一天终于明白，这种自毁机制在近来生产的绝大多数电脑中都不再起作用了。所以，他们开始把电脑拆开并进行反向操作。他们发现，电脑的所有工作都是通过l和0来完成的。至关重要的诀窍是各种编码指令和数据都采取了二元数字的形式。接下来，他们对组成电脑操作系统的不同层次的编码语言进行解构。现在，他们宣布，有关这种新发明如何运作的谜已经解开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硬件所应当知道的一切。然而，这种知识在人们开发新软件时是否发挥某些作用，却仍然有待于观察。
　　
　　我所要进行的类比是显而易见的。文化指的是软件，而大脑指的则是硬件。大脑长期以来一直是某种黑匣子，但借助于纳米技术，我们也许有一天能够以一个神经细胞轴索、又一个神经细胞轴索的方式把它拆开，然后说：“噢，这里的诀窍原来是……”这种发现很可能导致新的教学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不过，人们根本不清楚它对“知识统一体”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大脑通过编码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就像在我所虚拟的场景中，电脑使用者都知道他们的电脑能做什么那样。对大脑的微观结构细节的不断发现，也许能也许不能使我们做某些与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不同的事情，就像有关硬件设计的更多信息也许能也许不能促进经过改善的软件生产那样。不过，无论能还是不能，人们都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应当以某种新的方式开始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
　　
　　认为自然一精神(Natur-C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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