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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时间:2011-2-13栏目:中国史论文

古史研究论文:是说教,还是“著史
  编者的话: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博览群书》以及很多报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然而,也有读者对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本刊刊发此文,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北大教授韩毓海的新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后,2010年加印数次。我从卓越购得的,是本书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本书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是: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本书内容介绍上的文字是:
  
  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五百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在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却为《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
  
  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过谦。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地将这本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想来此书必然非比寻常。然而,读过本书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无论是在观点、史实,还是论据和行文的逻辑方面,韩毓海之书都硬伤累累,充满了蛮横和偏见。
  
  一、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
  
  对读者而言,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该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而在该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试问,在“读书不多”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做到“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严谨而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大抵都不敢如此)?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该书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作者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五百年来的历史观点;说该书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以及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分析和研究。
  
  而作者的上述表白和他在书中的具体的写作均显示,“韩式著史”的方法并不新鲜,那就是几乎被专业史学界弃若敝屣的“观点先行”“以论代史”。众所周知,这种流行数十年且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官方史学研究方法,即便在当下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纯粹的“以论代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已成当下学术大忌。那种罔顾事实、机械套用理论框架和生硬运用唯物史观的做法大为减少,对于史实、史料的注重则大为增加。就方法论而言,当代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代史”,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该书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作者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该书主要引用的观点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等,引用的著作也极其有限。在国外的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的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该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以及严中平、傅衣凌、汪敬虞、吴承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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