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中和之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对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孔子更多的是“辞达而矣已。”但也注重“质”的作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是说文为礼之表，质为礼之本。礼无文不行，无本不立。君子应文质相当，求中和之美。并且孔子的学生子贡继承了孔子的文质观点，认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孔安国注云：“虎豹与犬羊别，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质同者，何以别虎豹、犬羊耶？虎豹之鞹喻文，犬羊之鞹喻质。”对于文的内容和形式孔子及其弟子认为文质皆为传礼所用，其轻重相等。正是基于对文的这些认识，故在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诗》，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眼里就更注重其政治功用，注重其是否符合礼，是否有中和之美。有之，则雅。无之，则逊。到了孟子那里，对孔子的文的概念有了一定的继承发展，对文的认识也更为明晰。对文的定义也更趋向于狭义之文。提倡以意逆志说。同时在写史方面，“其文则史”，创作上追求春秋笔法。在对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看法上，孟子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文之有美过实。
　　
　　老庄的文较之孔孟之文，距离今之文学更近。对待文章更注重其内在规律。老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才能达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的目的。老子并非是否定文的作用，只不过否定人为的文，追求自然之文，文章本为遣怀，本为一种精神作用，故而应通乎自然。庄子的文学思想继承于老子。庄子崇尚“天地之美”，崇尚自然，崇尚“真”的境界。总体来说，不同于儒家文论的是，道家文论对后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影响。道家文论对文的探究更为深入，也更注重文的内在的审美性和规律性。
　　
　　三、孔孟、老庄的对其及创作的反应
　　
　　孔孟、老庄文论立足于自身的哲学思想上，并对当时及其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都产生了影响。孔孟立足于文学外部的批评模式，着重的表现在对《诗经》的评价上。孔子这些对于《诗》的观点，是立足于雅正的态度上，认为《诗》是政治的需要，是为国君所服务的，并且通过《诗》可以看出政治之盛衰和礼之要义。同时，孔子自身在《诗》的评价和看法上也是基于这些观点。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目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久矣。”子夏所引为《诗经·卫风·硕人》，子夏加以引申，和礼联系起来，断章取义，以为己用。到了孟子那里，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出了“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说诗者，当本诗的本意，不可以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故孟子评诗较之孔子，更多注重探索诗的本意。《孟子·告子章句下》记载的公孙丑向孟子请教《小弁》、《凯风》的意义就是孟子此种思想的实践。在创作上，孔子追求“辞达而已矣”、“述而不作”的境界。而孟子更重作者自身的品质和气对于文章的影响。孟子自身的文章也是充满着浩然之气，且长于论辩。赵歧《孟子题辞》云：“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
　　
　　老庄在对文艺的批评和文学创作上，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庄子的创作在表达方式上多用寓言来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提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庄子自己在《庄子·寓言》篇中也说其文章“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故《庄子》一书多寓言，很少有论述性的文字，庄子更多的是希望读者通过寓言去感悟和体会文字背后所蕴藏的哲学含义，正是“得意忘言”的体现。寓言的特点是“意在于此，而寄言于彼。”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读者拨开枝叶，运用联想，去细细品味。在创作上，庄子和孟子也一样，也喜欢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虽然庄子本人更为推崇“天籁之音”式的创作，但因为大量寓言的存在，庄子的论辩较之孟子更多了文学色彩，庄子的文章不像孟子的文章充满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也不像老子的文章玄而又玄。庄子的文章把自己的思想蕴藏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之中，让读者去体会其中的不尽之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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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卢永璘，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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