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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谈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文学写作生涯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谈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文学写作生涯王爱文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虽然“转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关注。一、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时刻关注文坛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兢兢业业、沉默寡言的文物工作者，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惦念他心爱的文学：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通过文学为人民服务；认为自己可以在帮助年轻人学会写作和如何增改作品的方法上发挥长处，并自信会比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做得更好j21j；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为写作而活着；并多次对自己知音难觅的尴尬处境表达了深深地感伤……
他时刻关注当时文坛并对文坛现状大胆置喙。他认为杂志上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报上的特写甚至介绍的外国作品，都不精彩，令人失望。对当时被作为解放区文学代表作家的赵树理和被评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的老舍，并不认可，认为“学他，哪会有真正突破前人成绩？”并忍不住抱怨：“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沈从文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文坛现状和文艺问题提出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犀利并且到位的，这样的言论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极为难得、非常大胆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尝试
自1950年5月始，沈从文就开始着手创作小说《老同志》，这部纪实性的小说耗费了他将近两年的时间，七易其稿，但辗转数家报刊杂志，甚至请好友丁玲代为推荐，”j353这篇小说在他生前都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一篇题为《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的小说，并拟“把《雪晴》写完”，还想“写个干部，写个农村老大娘……写抗美援朝……”； (范文网 www.fwsir.com) 还希望有机会把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认为其中“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还要把以张鼎和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写出来……其后沈从文又订过多种写作计划并进行了部分尝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中途夭折，有的干脆没有付诸实施。
可以这么说，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否有人理解和关注，沈从文都随时注意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评论（通过书信、序跋等表现）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定的创作实践，直到晚年都没有停止过。但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创作努力却乏善可陈，甚至屡次提笔屡次失败。原因何在？三、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文学创作失败的原因
从沈从文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影响创创作的重要原因。我们试来看看当时沈从文所生存的“社会情况”。
（一）文学批评领域
1．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汪曾祺的话并不夸张，因为这篇文章，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前期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慌，并且采取了自杀这种极端的举动，幸好被及时发现送进医院才脱险。而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事业的如日中天又极大地影响了沈从文“转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他在历史博物馆，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没有得力的助手，甚至得不到领导的信任……沈从文曾说：“我的一切努力结果，近于堂吉诃德的和风磨作战。””其苦闷、寂寞之情可想而知。
2．新中国成立后王瑶的《中同新文学史稿》。在这部书中，王瑶对沈从文小说的评价可以概括为：缺乏生活体验、仅凭想象虚构故事，虽然产量极大，但往往具有空虚浮泛的毛病。‘王瑶还在这部书中大量引用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对沈从文的批判文章。鉴于这部教材编著时所依据的是“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这就说明该教材对作家评判的“权威性”并不是完全出自作者个人，那么这种评判对作家所产生的震撼和威慑力就可想而知了。
3．老朋友丁玲的批评。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很少或几乎不发表什么作品，和文坛几乎处于“绝缘”状态，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谈到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有人时不时地“想到”他。例如，有一次他曾经的老朋友丁玲在中央文研所报告，在批评到《烟的故事》《我们夫妇之间》等文章时，就顺口把沈从文捎带上去，说他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味道是不好闻的”，以丁玲当时的身份“顺口捎带”的这句话，可谓举重若轻。
这些接二连三的批评，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不堪承受的。他为自己辛辛苦苦30年的努力工作，竟然被别人用三五百字骂倒感到愤怒；更为许多人在没有认真研读自己的作品前就对那些批评信以为真感到心寒。他渐渐感到了“毁誉的可怕”，甚至认为凡事已“无是非可言”。据老作家艾芜回忆，19Xx年（因作者记不准年份，空了两字，用XX代替）他到北京开全国文代会，遇见了沈从文。他曾鼓励沈写点回忆录。沈立即说道：“不敢。”这“不敢”两个字，或许对我们寻找他创作失败的原因多少有些启发。
（二）文学出版领域
1．开明书店的焚书：1953年春，沈从文收到开明书店的一封公函，告知他因为其作品已过时，书店将代为销毁（其中包括开明版的纸型以及库存的全部作品）。开明书店本是沈从文的长期合作伙伴，自1941年以来，就陆续推出了沈从文的多部作品集，至1948年时还有五六本待印。这使沈从文的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谁料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写作品的“人”被批为“反动”作家，作品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沈从文曾袒露该事件对自己的精神打击：“这个待遇倒特别，总的却为证明，工作应该结束，别的不用提了。”
2，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社对其小说的删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沈从文只在1957年出版过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其中大部分作品在篇末都注明1957年“校正”“改字句”或“重校”等字样，与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相比较，我们发现这些字眼绝不是纠正错别字或对句子润饰，主要是政治删改，且绝大多数删改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如《丈夫》在“1957年3月重校”之后，第十二段增加了几十个字，“……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其实原来沈从文所写的只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一种奇风异俗，经过人民文学编辑修改后，小说变成一篇“左派”味很重的作品，主题是描写生活在水深火热下，良家妇女被逼为娼，目的是要控诉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这样肆意修改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作品，对他的再次提笔创作肯定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三）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学批评和文学出版领域对沈从文的态度对他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沈从文和亲朋好友的通信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来作一个探讨。
沈从文认为如果要求一个作家在创作时必须首先要想到文章将产生的政治、教育、道德的效果，甚至还要兼顾到特权人物或普通百姓是否能懂爱听，”、那么这个作家就什么也写不好了。”而现实世界偏偏就有这么多“清规戒律”，使沈从文万分苦恼：长期积累的以张鼎和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创作素材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写作才能达到领导满意而读者又易于领会而无从下笔。因为他既不想用诸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之类的一般创作方法，又受到材料现实性的束缚，加之一时还没有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所以一直感到“难于下笔”。并且他认为：“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
由是观止，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不是因为不爱文学而是太爱文学；不是向现实的妥协而是一种倔强地反抗。正因为他不能容忍他心爱的文学受到一丝一毫的亵渎，他对文学的爱也因此而超越了世俗功利而达到了极致。“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这就是沈从文和文学的姻缘关系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1961年初，沈从文在给汪曾祺的信中告诉他材料已收集了十万字，并且很有意思，认为如果写出来可以兼具《我的一家》《红旗谱》两者的优点。
②如1986年10月14日口述为英译本《新与旧》作序，张兆和执笔；同年口述短文《自我评述》，张兆和执笔。见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第652页，第65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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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爱文（1975-），女，河北邯郸人，新乡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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