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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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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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