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尚书》有感——中国传统的政治观

读《尚书》有感——中国传统的政治观

　　读《尚书》有感——中国传统的政治观

　　中一

　　前几日读完《尚书》，获益匪浅。《尚书》中记载了中国早期社会（夏商周）治国者的言论以及政治观念，《尚书》书名之来源，一解“尚者，上也。”即尊贵而具有无上权威之书。《尚书》成书时间甚早，其所阐述的政治观为中国接下来三千年政治体制确定了基本架构，传统的政治模式已经在尚书中得到成熟体现，包括天子、百官、人民的关系、百官分工、治民方略与治国之术等等。因此我想小谈一下我总结出来的《尚书》中表达的理想的政治秩序，不妄图高谈阔论，只想浅尝辄止，与诸君分享与交流。

　　政治秩序就是设想一个社会结构该如何编排，权力与资源该怎样分配。政治活动作为万事万物中一种活动，是否应该与自然秩序相吻合？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即政治秩序服从于自然秩序，天地的秩序是人间秩序的模型。“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易经》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那么这个自然秩序是什么呢？天地是万物之始，人类即是天地之子。天地的秩序是长幼尊卑：天地生万物，因此天地最大，万物受天地滋养得生，应该感恩天地，顺天时地利而生；在人类社会中，人人皆由父母所生，父母教养孩子成人，孩子有责任孝敬父母以报德。根据这一自然秩序，《尚书》给出了它理想的人间政治秩序：天子承载天命，代替天地统治人间；天子下是官吏，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官吏下是人民，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像家庭中的孩子，需要教化呵护。下面我们来依次地详细说一下。

　　《尚书》中，“天命”是个核心概念。天命即是自然秩序，然而天命无形无体，需要一个实物来承载，这就是天子。天子是天之子，天子的权威并不来自于自身，而来自于天命，因此一定要依天命来治理天下。商二十代王盘庚说，“先王有服，克谨天命。”当天子忤逆天命，他的权威与合法性便会瓦解。书中提到夏、商、周三王朝的更替，前一个王朝的衰落都是因为末代君王偏离了天命。商汤伐夏是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时对士兵说，“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天子之于百姓，就像父亲之于子女，有父亲的权威，“天子作民之父母，以天下王”；亦有父亲的责任，“皇建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庶民。”

　　然而治理天下事务纷杂，天子一人之力断不能胜任，因此需要一个官僚体系来辅佐。百官直接管理百姓的日常生活，处理具体事务，使得整个国家得以运转。尚书中已有明确的行政职能划分，洪范篇中提到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官吏是天子和人民之间的枢纽，他的核心任务就是上佐天子，下教百姓。同天子一样，官吏的权威并不来自本身，而是来自于对他任务的完成，因此对官吏有严格的德行上的要求，洪范篇中提到三德：正直、刚克、柔克。一个官吏如果有辱使命，会受到天子的制裁，“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誥酒篇中周公以商朝为鉴，禁止大臣饮酒，并严厉地宣称将对不听教导者格杀勿论。天子的重要责任是领导百官，鞭策他们一心为民，《尚书》中有多处谈及君王教导臣子要勤勉为民，“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官吏下面是人民。人民是任何政体的基础，没有人民，天子也就没有意义了。人民虽数量庞大，却需要少数精英的领导。尚书开篇即陈述了尧帝的功绩，他派人考察节气、制定四时历法，引导人民根据时节调解耕作，以确保生产。一方面，人民是天子与官吏的子民，是后者居高临下教化的对象。君主要设法使人民遵守治国原则，一通过严明的刑罚：周公告诫康叔治民要有严明的法律，但一定要“慎罚”，不能滥用刑罚威慑百姓，对待人民要像孩子一样，“若保赤子，惟民康乂。”；二通过谆谆教导，“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另一方面，天子与百官的权威均来自于人民，人民的福祉是他们的工作目标，“保民”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周公说，“爽惟民吉康”，“古我先后既劳乃祖先父，汝共作我蓄民。”这一“民本”思想在尚书中很重要，为它将民与天命连接起来。民虽然是政治秩序中最低的一等，却与最高点的天地密切相连。民并不是绝对地臣服于统治者，相反，统治者的权威来源是民。一旦统治者玩忽职守，人民代表的天意就会惩罚他们，正所谓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纣王失德，“民罔弗欲丧，天曷不降威？”，民心一丢，商朝很快就灭亡了。综上所述，我可以得出下面这个图像。

　　由此可以看出，尚书的政治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天地为天子之父母，天子为百官之父母，百官为百姓之父母。儒家的政治观与尚书是一脉相承的，论语中为政篇中，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书》（《尚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认为家事与国事没有本质区别，做好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就是在从事政治了。在伦理化的政治秩序中，国为大伦理，家为小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维护好长幼尊卑的差序等级，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恪守本分，整个社会也井然有序了。近代以来，在西方武力与学问的冲击下，国人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审视又多以负面为主。称中国两年余年之政治为“黑暗封建专制”的观点已经普遍到路人皆知的程度。然而中国封建政治究竟有多“黑暗”，多“专制”，却是大多数人不闻不顾的问题。我在上文说到，尚书所阐述的政治秩序并不是自上而下的“绝对压制”，而是一种“相对压制”，皇权并不是绝对的，天子虽然手握大权，但并不可以肆意妄为，独断专行，天子只是代天统治，而民心又是和天命相连的，天子时时刻刻要记得自己天命在身。人民并不是绝对从服于天子与官吏，虽然一方面人民要顺从统治者，但当天子失德搞得天下大乱，人民就不需要再顺从。纵观历史上中国的皇帝，一方面受到官僚系统的牵制，如梁漱溟云，“谏阻封驳，补阙拾遗。”，嘉靖万历，二三十年不上朝，与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维护民心，“遇有灾异大难，下诏求言，下诏罪己，策免三公。”汉文汉武这样的明君皇帝也下过罪己诏。表面上九五之尊，大权独揽，实际上却受到多股力量的节制与约束，时时有做一个好皇帝的压力。因此，我称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为“相对压制”或“软压制”，与之相对的就是“绝对压制”或“硬压制”，什么是“绝对压制”呢？我举古希腊城邦一例，便可一目了然。

　　与孔子同一时期的柏拉图写过一本书叫《理想国》，其中集中讨论了他心目中完美的政治秩序。与《尚书》相同，柏拉图认为政治秩序必然要符合自然秩序，“理想的城邦必然与自然同构。”柏拉图认为人的天性有三部分：理性、意志与欲望。理性是计算、权衡得失的智力；意志是勇气、坚韧等美德；欲望即为七情六欲，引导人做出不道德、不理性的行为。由此三类人性，柏拉图认为世上存在着三种人，他用三个金属颜色来代表：金、银、铜：金人拥有最佳的理性，有天生的领袖才能；银人拥有最强意志，适合做战士；铜人天资最差，易受欲望驱使，因此适合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供给城邦物质需求。在理想的城邦，柏拉图认为，三类人必须被辨识，并完全隔离开来，怎么办到呢？柏拉图认为要有一个公共的选拔机制，对所有新生婴儿进行辨别分类，根据天资然后划分到金银铜三组，永远不得通婚。那么怎么能让这些孩子心甘情愿地远离亲生父母并接受自己的金属颜色呢？城邦需要用一个“高贵的谎言”来教育所有的孩子，告诉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父母，那就是城邦；还有他们的金属色是天生不可改变的，他们只能接受他们的命运，对于铜人来说，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劣等于金人和银人的，并且甘愿为城邦做最脏最累的活儿。

　　柏拉图理想的政治秩序是一个绝对森严的等级制度，等级是根据天资进行排列，这样让城邦最高效率的运转。虽然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但历史上的希腊城邦的确有一种近似于柏拉图设想的政治秩序。西人常以古希腊民主引以为傲，殊不知希腊民主远非全民民主。首先，希腊城邦是奴隶社会，城邦的经济依赖于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是完全区分于公民的，只被视为财产，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奴隶和公民的比例约为2:1，即两个奴隶供养一个公民，奴隶作为社会的主体，处于社会的绝对底层，没有丝毫的上升空间，经济上受强制剥削，政治上亦没有丝毫的地位，城邦用武力维持对奴隶的绝对控制；其次，公民中只有服过兵役的成年男性有参政的权力，占总人口比例甚微；再次，公民虽有参政权，真正活跃于政治的公民很少，政权基本为几大家族所掌控。每当阶级矛盾激化，或是有外敌入侵，便容易出现强人，化民主为独裁。因此，雅典实为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绝对压制，公民对非公民对绝对压制。

　　中国的情形却是大不相同，“为中国得免于奴隶社会，而后封建的阶级问题乃亦比较轻松，而竟趋于融解（梁漱溟）。”相对于希腊城邦之绝对压制，中国的封建政治建立在相对压制之上，像我刚才讲的，皇帝和官吏的权威不是绝对的。中国表面为专制，却是一个相对轻松、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政体，不需要过硬的压制力；希腊表面为民主，阶级矛盾却异常尖锐，必须依仗绝对压制来维持城邦。阶级矛盾的激化便会产生革命，导致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阶级矛盾溶解在社会伦理中便阻断了革命，阻断了社会的变更。中国自秦以降政治轮回往复，不出封建，盖出此理。这是外话，在这里不多做论述。我想说的是，不深究其故，就称中国历史为“黑暗的封建专制”的观点实在是偏颇，专制未必恶于民主，民主未必善于专制。我们应该抛弃对民主的盲目崇拜，认识到每一种政治秩序都有它的社会背景，亦有它的合理性，孰优孰劣往往是难以比较的，漫称一为黑暗，一为光明，即是浅薄之谬论。

　　总而言之，《尚书》阐述了传统的中国政治观。《尚书》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古人心中的自然秩序上的，它描绘了一个井井有条的差序结构，这一政治秩序直接由孔子继承，并发展成为了中国的道统。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刚性的等级制度，而是充满变通可能性、具有巨大弹性的政治体制，天子庶民地位悬殊的同时，民贵君轻的思想根深蒂固。弄清这一道理，极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王朝政治。另外，以黑暗专制标签一以盖之的言论断不可取。今人当以更冷静、更客观、更宏观的目光重新阅读我们的经典，我认同梁漱溟先生的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恍然有悟，灼然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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